何為文化哲學?(三)詮釋學的文化哲學

何為文化哲學?(三)詮釋學的文化哲學

 

由於人類學無法以經驗方法從外在的文化行為考察文化價值的來源,所以我們要引入文化哲學,以探討這些價值和意義是甚麼,它們從何而來,以及它們如何關聯於特定的對象之上。但文化哲學的任務並非只是解釋文化價值從何而來;它還得解釋這些價值如何定義一個文化,文化如何發展,以及文化如何維持其主體性

 

為甚麼文化哲學不能只解釋何為文化價值,還要處理主體性問題呢?我們說主體性的時候,最直接聯想到的主體,就是個人自我。例如在活動「我在瀏覽哲學新媒體的網站」裡,「我」就是主體,「哲學新媒體的網站」就是對象。但主體除了有個人的「我」以外,還有群體的「我們」。例如在活動「我們一家人去吃飯」,主體就是「我們一家人」。而這個「我們」不是偶然組成的,而是透過「家人」這人際關係而組成。這一類就是群體的主體性:一群體透過某種關係,因而共享相同的價值及進行相同的活動。

 

但文化主體性就比起家庭主體性虛無縹緲得多。在「我們一家人去吃飯」的例子中,「我們一家人」是由具體的人際關係組成,因此我們不會質疑「家庭主體性」如何建立。你們幾個擁有家屬關係,你們就是一家人啊,有甚麼好質疑呢?但如果我們把例子改成是「我們香港人最喜歡投訴」、「我們香港人最討厭別人做事慢吞吞」,「我們香港人」這種文化群體的組成就不一樣了:如果香港人是一個香港文化社群的身份,「我們香港人」這種主體性到底從何而來?。一群互不相識的人如何組成一個「文化群體」,從而建立文化主體性呢?這是所有文化哲學理論必須回答的問題。

 

因此,文化哲學有兩個任務:知識論任務,即澄清(某一)文化是甚麼,以及本體論任務,就是解釋如何建立文化主體性。詮釋學是文化哲學其中一個進路;不過,本文將指出,詮釋學只是解釋了文化是甚麼,卻未有清楚解釋人如何建立文化主體性。

 

本文所說的是詮釋學進路,是指高達美(Gadamer)的詮釋學進路。在其名著《真理與方法》裡,高達美對「理解」(understanding)活動提供一個全新的理解:所有理解必帶有偏見或前見(prejudice)。

 

今日的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研究,經常強調客觀性;所謂客觀性,就是要排除主觀的偏見。然而,高達美認為,理解必須預設前見,否則理解不可能運作。

 

人如何理解世界的呢?人生於世界,必生於特定而具體的處境,受其歷史、社會背景影響,並以其語言去建構知識系統,認識世界。而一人的母語顯然不是他自己發明的,而是由上一代傳承下來的;當他接受這套語言時,亦同時繼承了上一代的概念。語言本身就是傳統(tradition)承傳的重要工具。

 

一方面,語言使人得使用詞語描述世界,從而將對象概念化,例如「貓」、「狗」這些單字,就是用於指涉真實世界中貓和狗這些對象的符號,當我們把這些對象符號化以後,我們才能把他們當作概念思考。另一方面,語言卻限制了人對世界的理解。即使同樣是書寫漢文,華語使用者可能不理解客家話詞彙「落水」的意思,以為是指人掉進水裡,而不知「落水」解作「下雨」。

 

但限制思考的並非只有語言,還包括不少高達美稱之為「傳統」(tradition)的既有觀念或想法,這些限制有時還會鬧出笑話。例如小說《王道平天下》系列有個故事(https://www.penana.com/story/74687/%E7%8E%8B%E9%81%93%E5%B9%B3%E5%A4%A9%E4%B8%8B%E4%B9%8B%E5%82%91%E9%9D%88%E5%A5%B3%E7%9A%87%E4%B9%8B%E6%97%A5%E5%B8%B8/issue/1 ):農曆新年,開普勒星人杰娜女皇向華夏帝國的譚傑靈女皇拜年,因為外星人不知派利是應用甚麼包裝,又見市面有一款白色的、寫上「吉儀」兩個大字的封套,於是杰娜就用吉儀來當利是封派給傑靈,氣得傑靈暴跳如雷。杰娜卻大惑不解,反問「吉儀」不就是吉利的禮儀意思嗎?受華夏文化傳統影響的我們,知道吉儀是用於喪禮的,但沒有這種文化知識的外星人卻不理解。可見在語言以外,習俗、觀念等也構成了人的理解力。

 

傳統為人帶來的前見,建成了一個理解的視域(horizon of understanding),使人得以理解世界,猶如視域使人得以看見。但這跟文化有甚麼關係呢?從高達美的立場來看,文化就是傳統。文化將上一代的前見承傳下來,構成當代人的視域,使當代人得以理解世界。因此,詮釋學是以「傳統」去劃分文化。例如「日本文化」就是以「日本傳統」界定。日本神道教、佛教、儒學、武士道等傳統留下來的前見,構成了日本人獨特的視域以理解世界。

 

不過,傳統並非一成不變的;隨著歷史發展以及與其他傳統的交流,傳統亦會發生變化。高達美稱此為「視域交融」(fusion of horizon):當一觀察者遇見另被觀察者,要理解對方時,由於兩者之視域不同,故兩者的視域必然產生衝突。觀察者無法脫離自己的前見以理解對方,但又不能以自己的前見曲解對方,只能將自身的前見與對方的內容融合在一起,才能得出意義。學習語言便是這種情況。漢語母語使用者學日語時,必定是帶著漢語的語法和詞彙去學習日文漢字、平假名和片假名,一方面發現日文漢字跟漢語相似,另一方面又發現日文漢字之意思與原來的漢語意義不同(例如日語「勉強」解作學習而非盡力而為)。透過視域交融,文化與文化之間得以對話和理解,文化亦可從中吸引其他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以更新自身文化,例如白話文就吸收了不少和製漢字(如「哲學」)豐富了漢語的詞彙。

 

然而,高達美詮釋學卻未有解答文化主體性的問題。我們如何劃定界線,言明這文化傳統足以維繫我們的共同文化認同呢?最大問題在於文化傳統的可變。高達美反對前人如狄爾泰(Dilthey)的假定,認為一文化存在永恆不變的核心價值以定義其本質。傳統隨著歷史發展,與不同視域交融後,傳統也會發生改變。例如日本的傳統在明治維新以後吸收了西方思想與文化,用詮釋學的角度,就是說日本文化與西方文化發生了視域交融,明治以後的「日本傳統」就跟明治以前不樣了;言則明治時代日本人所繼承的「日本傳統」,與令和時代日本人所繼承的「日本傳統」相去甚遠。那麼我們怎能說明治的日本傳統與令和的日本傳統是同一個日本傳統呢?令和的日本文化還算是日本文化嗎?

 

我們可以引入維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的概念來解釋上述問題。假設有一文化C在時期T1有四個價值:V1, V2, V3, V4;然後在下一個時代T2,我們把V1換掉,變成是V2, V3, V4, V5;又在下一個時代T3,我們把V2換掉,變成V3, V4, V5, V6,如此類推,即可得出下表:

 

文化C的發展歷程

T1: V1, V2, V3, V4

T2: V2, V3, V4, V5

T3: V3, V4, V5, V6

T4: V4, V5, V6, V7

T5: V5, V6, V7, V8

 

留意T1和T5皆是文化C的發展階段,但T1的價值(V1, V2, V3, V4)和T5 (V5, V6, V7, V8)已經完全不同。如果詮釋學的「文化作為傳統」主張否定文化具有本質,認為所有價值都可以被換掉的話,那麼我們還怎能說T1和T5同屬同一個文化呢?高達美可以回應說,即使T1和 T5已無共通價值可言,我們透過歷史過程,知道T1是經歷 T2、T3和T4才發展成T5,因此凡是參與了這一歷史過程的人和價值,依然是屬於相同的文化主體。例如秦朝人跟清朝人對華夏文化理解相去甚遠,但由於他們經歷了相同文化的歷程,所以都屬於相同的「華夏文化」。

 

但這種解釋欠缺信服力。首先,我們之所以認為秦朝和清朝同屬於華夏文化的不同發展階段,仍是因為它們共享相同的內容,例如漢字。如果兩個階段完全無共通性,我們根本無法視它們屬於相同的文化主體:美索不達米亞古代文明與當代的伊拉克阿拉伯文化雖然處於相同土地上,亦有歷史發展的先後次序,但由於兩者語言不通、信仰完全不同,我們無法使兩者屬於相同的文化主體。

 

另一種回應則是:即使文化內的價值隨著歷史發展而不斷變化,只要背後連結不同價值的結構不變,那我們仍可根據此結構定義文化。例如華夏文化在先秦有儒、墨、道、法的倫理價值,漢朝時墨家的價值息微了,道教興起,佛教傳入,華夏文化的價值發生改變,但這些價值依然被相同的結構連接在「華夏文化」之下,而這結構就是傳統。但這種解釋的說服力更低;到底甚麼是連接不同價值在一起的結構,詮釋學根本從未有說明。如果說是有某個特別種要的核心價值(如儒家的仁義禮智)把其他文化價值連接在一起(如佛教的離苦得樂等),那就說明文化必須具有本質,必須擁有核心價值,這卻是高達美詮釋學反對的立場。

 

再者,即使我們接受以歷程或結構去定義文化主體,即屬於相同的文化不代表大家一定共享相同的價值、觀念等,這將令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文化差異欠缺必然性。我們可以相像:如果文化沒有本質,沒有價值能定義文化,任何視域也可以交融而成為新的視域,文化差異可以隨時消失。例如今日的華夏與日本文化看似是兩個不同的文化主體,但我們可以想像,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只要兩者不斷進行視域交融,兩者的差異最終可以完全消失,形成新的文化。今天我跟你的文化主體不一,明天我又可能跟你的文化主體相同。於是文化主體性就變得非常不確定了,隨時可變。

 

如果你接受文化主體性與文化認同可以隨時改變的話,詮釋學的文化定義,即文化作為傳統,並無大問題。但如果你好似近代東亞哲學家一樣,十分關心在西方化和現代化的洪流下如何保留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區別東亞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話,詮釋學就不可取了。那麼東亞文化哲學會採取甚麼的文化定義,以處理文化主體性的問題呢?請聽下回分解!

 

(業配)如果想認識更多關於文化哲學的方法論,可以閱讀本人的博士論文:

Tam, Andrew Ka Pok, ‘On the Kierkegaardian philosophy of cul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context (post-1842)’,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Glasgow, 2020.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2412419_On_the_Kierkegaardian_philosophy_of_culture_and_its_implications_in_the_Chinese_and_Japanese_context_post-1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