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聖公會對抗軍國主義的見證和啟示

日本聖公會對抗軍國主義的見證和啟示

 

基督信徒能夠參拜神社嗎?今日的信徒幾乎會毫無爭議、異口同聲說「不可」。 然而,令人震驚的是,在戰前昭和時期,「可以參拜」竟然是日本大部分基督信徒的回答,因為他們只敢如此回答;甚至教會的牧師竟然會帶頭參拜神社,向神明稟報教會事務。這既是可笑,亦是可悲。然而,在眾多基督新教宗派中,卻有一教會始終堅拒低頭,這就是日本聖公會。

 

1868年明治維新,日本在法律上承認了宗教自由(信教の自由);然而,為了強化國族主義,1870年,明治天皇頒布《大教宣布詔》,定神道教為國教,全國神社由政府管理,史稱「國家神道」。日本國民不論其宗教,亦被要求「信仰」國家神道,全國學生必須到神社參拜。[1]國家神道自然與拒絕敬拜偶像、只信三一上帝的基督信仰衝突,因此基督宗教馬上就成為軍國主義者的眼中釘。為了加強對教會的控制,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在1941年強迫新教宗派加入「日本基督教團」,然而日本聖公會卻堅拒不從,因而在1943年正式解散,直到戰後才恢復教會。到底日本聖公會為何堅拒向世俗政權低頭呢?

 

1940年10月17日神嘗祭日,在軍國主義思潮下,日本多個基督新教宗派聯合舉行「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全國基督教信徒大會」,以「基督教崇拜」的方式慶祝神武天皇登基二千六百週年。神嘗祭本身就是國家神道之異教活動,日本基督新教竟然將其當成是「崇拜」慶祝,更在崇拜裡加入唱國歌《君之代》和「宮城遥拝」(向皇居深鞠躬禮拜)等儀式,實將國家神道凌駕於基督信仰之上。正如盧啟明所言,國家神道皇紀的年法「一方面表示日本的起源是『萬世一系』天皇君臨的『神之國』;一方面有意誇示日本是世界少數擁有悠久歷史的偉大國家。」[2]

 

大會後,與會者發表《宣言》,聲稱「如今,由於世界的變局,國家更新其體制,朝著建設大東亞新秩序而努力奮鬥,吾等基督信徒亦迅速回應,放棄宗派分區別,國民精神指導的大業,願奉翼贊大政,盡忠報國之誠。」這份宣言直接促成日本基督教團的成立。1941年6月24至26日,富士見町教會舉行「日本基督教團創立總會」,期間的「崇拜」再次進行唱《君之代》、宮城遥拝、為皇軍兵士默禱及「皇國臣民立誓」等儀式。會議通過將日本三十三個新教教派合併成日本基督教團。日本基督教團成立後,1942年1月11日,總議長富田滿牧師竟然代表日本基督教團到伊勢神宮參拜,向天照天神稟告日本基督教團成立一事。一個牧師竟然向異教神祇匯報教務,實在是啼笑皆非。

 

然而,日本聖公會卻始終拒絕加入日本基督教團。早在1940年,日本政府大幅收緊國民自由,在政治上將各政黨合併為「大政參贊會」,在宗教上實行宗教組織法,強制所有宗教組織必須向政府登記,表明自己是自治,不受外國勢力控制。日本聖公會只好於1940年宣佈自治,要求所有外籍主教離境,次年所有外國傳教士亦撤離日本。日本聖公會之所以成為軍國主義者特別針對的對象,除了是因為其信眾不乏知識分子以外,日本聖公會由英格蘭聖公會、加拿大聖公會及美國聖公會宣教士共同創立的歷史背景,而英國、加拿大及美國後來成為與日本交戰的敵國,更令聖公會蒙上「外國勢力」的陰影。

 

可是,面對政府壓力,日本聖公會依然拒絕加入日本基督教團。此外,時任主教長、中部教區主教佐佐木鎮次和神戶教區主教八代斌助等「非合同派」主教堅拒日本基督教團的加入邀請,因而與主張加入教團的「合同派」勢成水火,包括大阪教區主教名出保太郎及助理主教柳原貞二郎。由於前者在主教及牧師當中佔多數,結果大阪教區自行於1942年9月11日的教區會議議決加入日本基督教團後,首先觸發南東京教區牧師於9月22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會與所有合同派聖品斷絕一切來往。同年11月6日,主教院發表措辭強硬的《眾主教對大阪教區加入教團的聲明》(大阪教区の合同に関する諸主教の声明書」),絕罰所有合同派聖品:

 

  • 無條件與日本基督教團合一顯然不能接受。由於教會建基於基督的啟示,教會絕不可能無視信經。
  • 上帝所定義的教會,乃是透過作為教會體制根基的使徒承傳,流傳至今。我們不能將此體制僅僅視之為傳統機構。在這意義下,教會保持與堅守主教制,好讓教會能建基於上帝的聖意及恩典,而非人的意思。
  • 建設皇國基督教是我們首要的希望。然而,基督教不能以排除教會本質去達成合一。我們堅定支持此主張。
  • 大阪教區主教及助理主教在九月十一日表示與日本基督教團合一的決定,已經與前項第一條及第二條,以及作為信仰擁設者的聖公會主教的職責背道而馳。由於此舉已違反主教祝聖禮之誓辭,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實行此決定,即他們已經自行解除其作為聖公會主教的聖秩。
  • 我們視所有和應大阪教區活動而合一的人離棄其聖職。
  • 我們確定我們不應拘束或制止教會牧師基於信仰以外的任何理由與他人合一。[3]

 

最後一點聲明已暗示部分聖品或信徒可能只是基於政治壓力才加入軍國主義政府支持的日本基督教團。其中,第四點和第五點等同在教會法上宣告絕罰所有加入日本基督教團的聖品(主教、牧師及會吏)。除了後來改變立場而加入日本基督教團的東京教區主教松井米太郎撤回簽署外,此聲明得到大部分主教連署,包括佐佐木鎮次、神戸教區主教兼九州教區管理主教八代斌助,北關東教區主教蒔田誠、京都教區主教佐佐木二郎、南東京教區主教、東北教区管理主教須貝止,以及北海道教區主教前川真二郎。

 

然而,值得留意是聲明書第一點及第二點反對「合一」的神學理由:使徒承傳。與天主教及東正教一樣,聖公會保留主教制,而且相信使徒承傳,即主教透過祝聖禮(按手式)從使徒身上繼承了使徒的位份,從而維持上主恩典與教義的歷史連續性。聖保羅在提摩太前書3:1-7及提多書1:7-11就主教(或譯監督)資格作出清楚解釋,他亦曾按立聖提摩太(提前1:3)及聖提多(多1:5)為主教,使他們可以按立長老。聖彼得所按立的羅馬主教聖紀文在革利免一書42:4指出,使徒「走遍各城各邑傳道,在初信道的人當中,藉聖靈去考驗他們,選派之為日後信眾的主教和會吏。」[4]安提阿的聖伊格那丟主教更確立了主教的權力,在依拿丟達士每拿人書8:1言明:「你們都要依從主教,一如耶穌基督依從聖父;你們也要依從眾長老,視如眾使徒,恭敬執事,視如上帝的命令。無論是誰,不得主教許可的,不可做有關教會的事,由主教或者由他所派立的人所施行的聖餐,你們當視為有效的。」[5]

 

主教院的決定卻得不到日本社會、基督教界甚至日本聖公會平信徒的支持。例如1942年,南東京教區一批平信徒在橫濱山手聖公會開會,自行決定加入日本基督教團。又有平信徒如Kiyoshi Kanazawa和Kimiyoshi Konaka發信至主教院勸告主教接受合一,甚至有一名叫做Yoshiro Saeki的激進合同派信徒於同年12月向警察舉報非合同派主教涉嫌製造動亂,違反《治安維持法》。[6]面對強大的政治壓力,1943年2月3日,日本聖公會中央議會終於開會同意解散聖公會,聖公會成為非法組織。同年8月24日,三位合同派主教,即名出保太郎、柳原貞二郎及松井米太郎,以延續使徒承傳為由,為日本基督教團非法祝聖七名主教,遭到非合同派責難。

 

可是,日本聖公會被迫解散後,非合同派的牧區依然拒絕加入日本基督教團。法理上,他們是以「獨立教會」名義存在,但事實上非合同派的信徒依然繼續支持教會和學校日常運作,主教、牧師和會吏仍維持其聖工。在東京教區主教背叛聖公會、加入教團後,非合同派的佐佐木主教甚至於1944年秘密就任東京教區主教。此舉最終令軍國主義政府忍無可忍,軍警終於在1944年11月以經營非法組織為名拘捕佐佐木鎮次及須貝止兩名主教等聖公會聖品及信徒,加以毒打,又查禁原聖公會教堂,禁止聚會。

 

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佐佐木鎮次及須貝止被拘留至6月15日才獲釋。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10月4日,盟軍下令禁除宗教組織法,意味日本聖公會可以復會。然而,佐佐木主教此時身體健康每況愈下,並於1946年逝世;因此重建聖公會的責任便落在繼任主教長八代斌助身上。可是,如何處理當日背叛聖公會、加入日本基督教團的牧區卻成為八代主教的一大難題。

 

根據大江滿的統計,戰時共有83個牧區及66名聖品加入教團,只佔聖公會整體的三分之一。加入教團的牧區主要集中在大阪(16個牧區中15個加入教團),其次是東京教區(26個牧區中有13個加入教團)。[7]由於這些牧區曾被絕罰(據1942年主教院聲明),加上大阪和東京教區合同派主教曾非法祝聖主教,故此在教會法上難以讓這些合同派聖品恢復與聖公會共融。

 

故然,耶穌基督給予使徒赦罪的權柄,但對方真誠悔罪是赦免的前提;如果合同派不悔改,教會則無法赦免他們。經過諮詢英國、美國及加拿大聖公會的主教後,日本聖公會主教院於1946年7月,通過須貝止主教起草的復和禮儀禮文,要求所有曾經加入教團的聖品公開認罪悔改,方能擁有聖公會聖品的身份。七名被非法祝聖主教亦可透過此禮儀得以與聖公會共融,而且他們將只會保留「主教」的頭銜,而不能對任何教區有管轄權。關西的四名非法主教於同年同認認罪悔改,但其餘三名直到1947年經由八代主教親自勸告,才同意懺悔。直到1948年,主教院通過接納非法主教的認罪,合同派與非合同派的分裂才正式告一段落。

 

作為上帝、使徒與聖公會的叛徒的中華聖公會主教院於1958年議決加入三自教會,令聖公宗的使徒承傳在中國大陸斷絕。反之,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及人身安全威脅,日本聖公會的主教依然堅守信德,在真理上寸步不讓。教會惟一的根基,是主耶穌基督,國家、民族、政黨與政權皆毫無角色。使徒承傳主教制對聖公宗的意義,正正在於重申:教會由使徒承傳下來,而使徒是由基督親自揀述、由聖靈充滿。容許政權決定主教人選、干涉教會體制,就是出賣基督、背叛上帝。

 

 

[1] Zhong, Yijiang, ‘Freedom, Relig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State in Japan, 1868–89’, Asian Studies Review, March 2014, 38 (1): 53–70

[2] 盧啟明,《傳道報國:日治末期臺灣基督徒的身分認同(1937 -1945)》(臺北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17),頁137。

[3] 矢口徹也,〈第9章 日中戦争・第二次世界大戦下の聖公会教会と女学校〉《女子補導団 日本のガールスカウト前史》(東京:成文堂,2008年),頁194。

[4] 謝扶雅譯、章文新編,《基督教早期文獻選集》(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6年),頁31。

[5] 同上,頁85。

[6] Oe, Mitsuru, ‘The Conflict of Church Views in Japan During Wartime 1940-1945: The Church Unification Problem of the Anglican Church in Japan (The Nippon Sei Ko Kwai)’, Anglican and Episcopal History, December 1989, Vol. 58, No. 4 (December 1989), 466-467.

[7] 同上,頁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