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村鑑三對「愛國宗教化」的神學批判

內村鑑三對「愛國宗教化」的神學批判

 

香港社會已被「愛國」的爭論困擾了接近一年,其中部分教會學校更捲入「愛國教育」教材的爭論(見時代論壇的報導:〈路德會推國安教科書惹爭議

疑照抄官方言論批社會運動〉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5383&Pid=102&Version=0&Cid=2141&Charset=big5_hkscs )。但其實要由教會去討論愛國,其實是一件怪事。事實上,愛國與聖經毫不相干;耶穌只是教人「愛主愛人」,卻從來沒有說過甚麼「愛國愛教」。對基督徒來說,無論你愛情人、愛貓狗、愛父母、兄弟姊妹和子女、愛師長、愛朋友也好,總之能夠實現「愛主愛人」就好了,似乎「基督徒應否愛國」這種政治問題根本沒有甚麼神學討論價值。

 

然而,如果說教會不能討論愛國的問題,未免太過離地,無視現實處境的政治壓力。既然社會催促著教會表態,教會從公共神學的立場出發,把政治語言轉化成神學語言,從而提出社會訓導,未嘗不可。而日本神學家內村鑑三對「忠君愛國」問題的討論,正值得今日香港教會參考。

 

生於札幌內村鑑三(Uchimura Kanzo, 1861-1930)是日本明治時代的基督新教神學家。隨著明治維新解除禁教令,基督新教開始傳入日本,以札幌、橫浜和熊本最為興旺,不少仰慕西洋文明的下級武士紛紛受洗入教,如哲學家大西祝。內村鑑三亦因而在年少求學時接觸基督信仰,1876年及1877年先後入讀札幌農學校及東京大學預科班,與新渡戸稲造為同學;1878年受洗加入衛理宗。然而,內村很快就對宗派及教政生厭。1885年,內村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農學,期間接觸貴格會(Quakers),開始發展其「無教會主義」神學思想,主張人不必加入教會才能成為基督徒,反對制度化的教會。1887年畢業後,進入哈特福神學院(Hartford Seminary),但很快就對神學教育感到失望,次年退學回國。因此內村本人並無正式神學學位。回國後,在富士見町教會的植村正久牧師引薦下,1890年到東京第一高中學校(今東京大學教養學部)任教。

 

然而,好境不常,內村回國教育時,社會已由開放轉向保守。首先,身為基督徒、原文部大臣森有禮竟於1889年(明治22年)因被指「參拜伊勢神宮時態度不恭」而被刺殺。次年,山縣友朋內閣以擔心西方民主思想威脅國體為由,為弘揚「忠君愛國」的「儒家」及「國家神道」精神,因而起草聖旨《教育勅語》。聖旨頒佈後,被發放至全國、朝鮮及台灣的學校奉讀,並要求師生向聖旨禮拜。

 

1891年,《教育勅語》送到東京第一高中學校,然而內村因視禮拜《教育勅語》為拜偶像行為,竟然公然拒絕,輿論譁然。「內村鑑三不敬事件」立即成為熱話,各界紛紛口誅筆伐內村為賣國賊、不愛國云云。同年2月,內村辭去教職,但事件仍然未能平息(例如次年,東大哲學教授井上哲次郎依然公開批判內村),發展為全國對基督信仰的批判,亦令內村在1897年之前一直無法找到工作。直到1900年,內村在日本基督徒的支持下,創辦雜誌《聖書之研究》,同時四出舉行聖經講座和佈道,宣揚無教會主義,直至1930年逝世。

 

作為神學家的內村到底如何面對「不愛國」的指控呢?在軍國主義開始抬頭的明治時代,內村必須擺脫「不愛國」的罪名,否則難以生存。就此,內村批評日本人所言的愛國,只是形式主義和宗教狂熱,最終將日本人引向瘋狂:

 

日本人的宗教非佛教亦非神道,那無外乎就是愛國心其本身。……。當愛國心排斥了其他所有的愛情、感情取而代之時,則成了禍害。日本的愛國心往往為了將這個排他的權力主張成自己所有,最後竟成了不講道理的信仰、信念,竟成了狂信及迷信。他們會為了自己國家而忘記正直這個最一般之法條。[1]

 

當愛國心成為這種排他的、迷信的「愛國心宗教」時,愛國心自然成為「愛人如己」的障礙,成為基督信仰的敵人。因此,內村重新對「愛國」的定義作出討論。

 

有誰會生於日本而不愛日本的?唯有形式的愛與誠意的愛,有貴族的愛與平民的愛,有忠君愛國的愛與單純無飾的愛之差別罷。有誰會生為日本臣民而不忠於皇室的?唯有閥族的忠與國民的忠,有演戲的忠與實行的忠,有廣告的忠與靜思的忠,有迷信的忠與常識的忠之差別罷。[2]

 

明治時代,忠孝被為日本文化之核心價值。內村肯定「誠意的、平民的、單純無飾、國民的、實行的、靜思的、常識的」忠孝,卻批判那些「形式的、貴族的、忠君愛國、閥族的、演戲的、廣告的、迷信的」忠孝。「貴族的」愛國就是那些出於貪圖官爵的欲望的假愛國。自明治至日本戰敗投降前,「忠君愛國」一直是官方宣傳口號(「廣告的愛國」),然而內村認為盲從政府要求,在外在儀式上去附和(例如明治政府要求人民進行「宮城遙拜」,即每日向皇宮跪拜,以及禮拜天皇畫像《教育敕語》等),內在卻不加以反思,就只不過是演戲和迷信的忠。真正的忠,理應自然地發自內心,由個人自主作出道德判斷。從這一點,我們不難發現內村神學擁有日本陽明學的影子,強調道德自律,反對他律。

 

然而,何為內村所言的「常識」的忠孝呢?內村所言的常識,並非指科學常識,而是指「倫理學常識」,其實也就是基督對倫理之直觀。正如前面所言,當愛國淪為排外、利己,即與「愛人如己」背道而馳。故此,內村拒絕國家主義。他指出:「為己、為黨派或為自國之國家主義乃甚為下劣之國家主義,譬如人為其國盡力全其本性,國家為人類全體盡力而達其目的也,則乃倫理學上之常識。」[3]言則真正的愛國不可能只愛日本一國,而是要愛全人類,希望日本能夠成為為世界帶來道德的國家:

 

我的愛國心不是以軍國主義呈現,所謂的國利民福大多是無法訴諸我的愛國心,我祈願日本成為世界第一之國,然而我內心不是祈願它以武力統御世界或以金錢力支配世界,我是要日本於正義上成為世界第一國。……,我相信此愛國心是永久有益於國家、有益於世界之愛國心,我從事傳道以作為愛國行為。……,要以此心救日本。[4]

 

用儒學的說法,內村追求的,其實是一種「平天下」的王道或仁政。但他的追求比儒家更高,因為他要利用實現的並非差別愛,而是基督宗教的普世愛。他要令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國,就是要令日本成為道德正義的化身,成為拯救世界的工具。「愛國」在內村的神學裡只是「愛主愛人」的工具而已。

 

內村對「愛國」的神學處理和轉化,未得到日本社會接納。日本錯過了大正民主化的機會,最終仍走上軍國主義侵略的道路。至今基督徒仍佔日本極少數,內村「救日本、救世界」的追求似乎難以實現。然而,內村在面對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仍逆流而上,將「愛國」這一政治語言從其軍國主義及威權主義的語境中釋放出來,變成神學語言,實在值得今日我們這些活在威權主義及冷戰時代的基督徒借鏡。如聖經所言,耶穌是「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以弗所書1:21)只有上帝才是至高的掌權者,愛國本來與愛主愛人毫不相干。但既然社會逼迫教會就愛國表態,那麼我們可以效法內村,以不亢不卑的態度,將它改頭換面成信仰的語言和福音的工具。

 

參考書目

簡曉花,〈跨世紀的新透視:再論被馴化的明治國家意識型態下的日本基督教徒兩大類型〉《師大學報》第63期,第2冊,(2018年9月),頁1-22。

 

[1] 〈彼我之宗教〉,參見明治42(1909)年12月10日《聖書之研究》115号「所感」。引自簡曉花,〈跨世紀的新透視:再論被馴化的明治國家意識型態下的日本基督教徒兩大類型〉《師大學報》第63期,第2冊,(2018年9月),頁6。

[2] 〈二種忠愛〉明治31(1898)年9月25日《東京独立雑誌》8号「記者之領分」。 引自前揭文,頁7。

[3] 〈下劣之國家主義〉明治32年7月15日《東京独立 雑誌》37号「記者之領分」。引自前揭文,頁7。

[4] 〈關於我的愛國心〉,參見大正15(1926)年1月10日《聖書之研究》305号。 引自前揭文,頁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