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論中國奴隸社會之形成:回應〈祈知「政權想要的刻板印象」〉

黑格爾論中國奴隸社會之形成:回應〈祈知「政權想要的刻板印象」〉

 

奧斯卡得主趙婷導演引用「人之初、性本善」一番話,引起了《立場新聞》部分作者的熱議。祈知對於有人將性善論歸究為中國走上奴役之路的主因,表達了他的反對立場,並且就四書五經有清晰的文本疏理;(https://www.thestandnews.com/culture/%E5%9B%9E%E6%87%89%E7%9B%A7%E6%96%AF%E9%81%94-%E4%BA%BA%E4%B9%8B%E5%88%9D%E5%96%84%E6%9C%AC%E6%80%A7-%E4%B8%80%E6%96%87-%E6%94%BF%E6%AC%8A%E6%83%B3%E8%A6%81%E7%9A%84%E5%88%BB%E6%9D%BF%E5%8D%B0%E8%B1%A1/ )除了《荀子》性惡說與威權主義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說明以外,其餘對《孟子》的理解跟當代新儒家研究相近,可以說是一篇文從字順的儒學入門文章,我亦無可補充。但我反而想探討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中國的「奴役」到底如何出現?這就必須提及東亞哲學家又愛又恨的哲學巨人黑格爾。

 

為何東亞哲學家對黑格爾又愛又恨呢?一方面,新儒家和京都學派對歷史和文化發展的理論框架基本也是來自黑格爾的《世界史演講錄》;然而,另一方面,《世界史演講錄》卻把「東方精神」尤其中國放在很低的位置,日本更是無影無蹤。而「中國是奴隸社會」一說亦是出於此。

 

黑格爾將世界史按人的自由程度分成三個階段:東方精神,只有一人(即皇帝)是自由;希臘羅馬精神,只有部分人(公民)是自由;而及德意志世界,所有人皆自由。黑格爾所謂東方包括了中國、印度、波斯、埃及、土耳其等國家。為何說中國只有「一人是自由」呢?因為黑格爾發現在晚清社會裡,除了皇帝以外,所有人都是以「奴才」的身份存在。就算是王室貴族,在皇帝面前也要三跪九叩,得罪皇帝就會被處以杖刑,毫無尊嚴可言。而且一人犯事可能會諸連九族,亦反映古代中國對於道德責任的歸屬問題搞不清楚:明明是個人的責任,為何要整個家族負上呢?

 

黑格爾發現中國社會這些亂象的背後根本原因,在於內外不分。在《法哲學》裡,黑格爾對道德與倫理作出清晰區分:道德是內在而個人之判斷,而倫理卻是外在而社會的規範。一國若以外在的規範限制內在的判斷,就是侵犯個人自由了。例如「同情心」是一個人主觀而內在的道德判斷,是人自發、自主的道德情感。但如果社會要訂立一條「好人法」、「同情法」,強迫人人在特定情況下以特定方式表現出同情心,不然就面臨刑責,就是剝奪個人進行道德判斷的自由。黑格爾認為中國的禮法制度是如此。孝順不孝順,是個人的道德判斷,為何國家法律要將不孝視為死罪?這樣一來,人孝順父母就可能變成僅僅畏懼刑罰,而非自主作出道德判斷。久而久之,人就失去道德自覺心,變成必須管束的禽獸了。失去自主性,人就成為奴才

 

出乎意料地,新儒家哲學家牟宗三在《政道與治道》及《歷史哲學》皆同意黑格爾上述對中國政治的批評。所以新儒家與那些晚清遺老的「舊儒家」的社會政治立場南轅北轍。新儒家反清、反帝制、反禮法,甚至對於恢後周禮也不太重視,因為新儒家繼承的是陸王心學,更重視是內在道德自覺心的恢復,而非外在禮儀的執行。

 

牟宗三雖然同黑格爾對中國人奴性問題的診斷,卻不認同將此責任完全歸咎於儒家;在《道德的理想主義》,他更多將這問題歸咎於法家(見舊文〈喪失自我之中國文化(一):法家思想遺毒〉http://kowloondaily.com/2019/06/02/problemofcontemporarychineseculture1/ )。既然如果儒學本身重視道德自覺,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的自覺,為何這種自覺竟然在中國四千多年歷史裡未曾阻止奴性之形成?牟氏的答案仍是黑格爾的答案:儒家自稱只發展出內在道德,卻無建設外在法律制度,以維持這種自覺心的自由實現。

 

中國奴隸社會形成之根本原因,用文言的說法,就是內聖有餘、外王不足。用黑格爾的說法,就是只知道德,不識法律。真正的法律「是在對立限制中,以客觀的意義,以集團的方式,要求權利義務之約定而表現⋯⋯在這種對立限制中,因反省自覺,固已有主體之自由,人類主體當作一個體而有其獨立的存在」。[1]中國卻無此法律,因為儒學始終只是研究內在的道德自覺心,未有研究外在法律制度。這並不代表對內在道德的研究(性善、性惡之爭等)阻礙民主政制發展,而是代表儒學一直欠缺政治實踐的工具,即法律制度。

 

所以,如果有人說「西方有民主是因為基督宗教主張性惡」,他要不是不理解西方歷史,就是不理解基督宗教,甚至對兩者皆無所知。基督宗教與儒學的角色其實相近,都是集中在「內在層面」的研究。無論是「原罪」還是「自然法」,都是以個人的內在靈性為對象。當然,你可以勉強套用漢文化圈的「性善/性惡」劃分,說主張人性絕對敗壞的加爾文主義是「性惡論」,但天主教就絕對反對性惡,因為亞奎那早在《神學大全》清楚提出人天生擁有來自天主的「自然法」,對善惡有基本概念,此實與儒學四善端相近。而基督宗教的普世愛等道德價值之所以能夠「生出」人權價值並體現於外在的政治制度,是因為西方同時有法律這套工具,背後其實與羅馬法或習慣法傳統更加相關。

 

否定儒學並不能使中國擺脫奴性。一個社會要擁有自由,既需要有內在的自覺,也需要有外在的制度。制度旨在規定各人的權利與義務;但如果社會只有制度,沒有道德價值,這社會的自由實為虛妄,因為人人旨不知道自己應在這自由社會實現甚麼道德價值,陷入齊克果所謂的「自由的暈眩」。當然,中國本身想不想擺脫奴性,又是另一回事了。

[1]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台北:聯經出版,2003年),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