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為何需要統戰天主教?從「宣教的中國」扭曲成「中共的外宣」

中共為何需要統戰天主教?從「宣教的中國」扭曲成「中共的外宣」

 

近日,陳日君樞機就反對教廷計劃祝聖被視為「親中」的蔡惠文神父為香港教區主教而遠赴梵蒂岡,卻遭教宗方濟各拒見。同時,教廷宣布與中共續簽秘密的《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繼續承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非法主教,卻對受盡官方迫害的地下教會苦況(特別是仍在獄中的司鐸與教友)充耳不聞;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訪歐期間欲見教宗,反映美國立場,亦遭拒諸門外。教廷之舉動令中國地下教會與香港教區的教友心痛如絞,甚至領導地下教會的閩東教區輔理主教郭希錦亦憤然辭職,並於辭職信中宣告:「你們信的是天主的教,不是人的教;人會變,天主不會變。」

 

可是,為何中共千方百計也要跟梵蒂岡續簽《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呢?按照中共自以為是的作法,牠可以繼續無視《天主教法典》377條第5項的規定,自選自聖主教,無須梵蒂崗承認,甚至自行寫一套「中國化」的《天主教教理》和《天主教法典》,正如當前基督教三自教會正在籌劃編寫一套新的教理問答,以對抗以採用《西敏寺問答》為主的歸正宗家庭教會。

 

但如果我們從中共「一帶一路」的思維來看,就不難發現,中共急須取得教廷的承認,加強與一帶一路的天主教國家(葡萄牙和意大利等)之文化聯繫,同時提昇國際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是香港聖公會或是基督教三自教會皆不能提供的。故此,我們可以預見,隨著中梵關係持續改善,香港聖公會或三自教會這些棋子將成為中共之棄卒;如果10月18日的香港聖公會大主教選舉依然選出親中派繼承大主教一職,未能自覺親中路線已經此路不通,聖公會必後悔莫及。

 

統戰基督新教與統戰天主教之差異

 

相比起天主教,中共在中國基督新教的統戰工作發展更早,亦更加成功。早在民國時期,中共地下黨員已滲透了各宗派,如身為黨員李儲文和趙復三竟然長期以「牧師」身份牧養教會;1950年的《三自宣言》得到吳耀宗、丁光訓等名牧的支持。當各宗派被迫合併入三自教會時,1958年中華聖公會主教院竟然贊成,並無一位主教站出來捍衛聖統制。基督新教各宗派之所以容易滲透,是由於其組織相對於天主教疏散。但天主教則不然;天主教之聖統制與「教省自治」的聖公會及東正教不同,由於《天主教法典》377條明文規定「教宗得自由任命主教,或批准依法選出的主教」。這不是滲透或控制教省主教選舉團能夠解決的。沒有教宗任命的主教就是非法主教。

 

由於過往教廷與中共一直不咬弦,中共對天主教之統戰工作,只能採取「聖公會模式」:猶如英格蘭聖公會以君主為元首,天主教愛國會服從黨的領導,主教「自選自聖」,不再服從教廷。結果天主教愛國會因而未能得到普世教會的承認。在鎖國時代,這不是甚麼問題;但對一帶一路的時代來說,中共若然繼續與擁有 13億信徒的天主教為敵,則不利其對南美洲及歐洲天主教國家之文化統戰工作。若然中梵最終建交,令愛國會的主教和司鐸皆得到教廷承認,中共就更容易以「海外福傳」的名義,派遣地下黨員的神職人員對海外華人教友,甚至當地天主教團體,進行滲透、監察等情報工作。

 

「宣教的中國」與「中共的外宣」

 

提到海外滲透,我們又必須回到基督新教。自改革開放以來,三自教會原屬中華基督教會、中華聖公會、中華信義宗等宗派的教堂亦與香港的大宗派來往頻繁,時有交流訪問團,後來三自教會亦派遣信徒到香港讀神學,甚至在胡溫時代,中共官方亦默許香港的教會向中國的家庭教會提供經濟援助及神學訓練。愛德基金會以「社會服務」的名義龐絡香港聖公會等香港大宗派,並從香港教會獲取大量捐款。同時,香港的新教教會亦不斷差派短宣到中國的三自教會或家庭教會進行英語教學等社會服務,並藉此福傳、門徒訓練、神學教育等。

 

隨著中國的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茁壯成長,香港教會對中國的看法亦產生改變:中國不再只是「宣教工場」,亦要成為「宣教基地」。2010年的福音派聖詩《宣教的中國》的歌詞正是代表了新教對中國態度的轉變:「我帶著異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國,將福音傳遍世界每個角落。」而中國家庭教會亦開展了海外宣教的工作,如緬甸佤邦於2018年9月取締的二十多所基督教學校,即為家庭教會的曹三強牧師(2017年被中共判刑7年)海外宣教所辦。可惜的是,此理想卻被中共篡改成中共的外宣

 

海外華人社區是中共大外宣的重要工具。以本人所居住的英國為例;每逢農曆新年等節慶,中國駐愛丁堡領事館總是會跟格拉斯哥市政府及當地華人組織合辦盛大的慶祝活動,並在會上宣揚一帶一路、民族復興之類的鬼話。英國最大的華文紙媒《英中時報》及《歐洲商報》皆為親中媒體。由於華人教會亦是華社之重要組織,故以信徒滲透,甚至由三自教會「差派」「宣教士」將其控制,即能大大增加中共在海外華社之影響力。

 

過去,由於天主教愛國會未獲教廷認可,歐洲的教區對於那些受「中國化天主教」教育、天天看央視「新聞聯播」,神哲學要讀馬列毛鄧習思想的愛國會的神父能否在歐洲牧民,一直抱有懷疑態度。一方面,歐洲各教區意識到華人信徒日益增長,但懂得華語的司鐸嚴重不足,而本身司鐸不足的香港教區及台灣主教團亦難以派遣更多神父到海外牧民,於是就很難拒絕「不請自來」的愛國會神父。部分教區因而採取節衷的做法:海外的愛國會神父由教友團體自行供養,不接受當地教區之薪金或福利。例如倫敦的華人團體就是採取這方式;若將來教廷承認天主教愛國會,容許其神父在海外牧民,則愛國會的神父不僅能夠控制歐美的華人天主教團體,甚至能夠在當地教區建立勢力,向教宗推舉親中的教區主教人選。如此一來,中國就能滲透普世教會,令普世教會的變成天主教愛國會。

 

「國際代理人」聖公會將成棄卒

 

為了增強天主教愛國會的正統性,中共故然會加緊邊緣化自覺已被教廷遺棄的地下教會,同時消滅「無皇管」、無法控制的家庭教會,甚至還加強整頓和打壓與宗教局利益集團千絲萬縷的三自教會。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主政淅江期間狂拆十字架,針對的正是官方認可而合法的三自教會,浙江省基督教協會的顧約瑟牧師等人受到清算。由於未來基督教三自教會的統戰價值不及天主教愛國會,所以三自教會勢必受到進一步清算;那些對政局懵然不知,依然「擁抱中國」的香港親建制新教教會,將成為陪葬品。

 

說到這裡,不得不提過去作為中共大外宣的重要工具香港聖公會的下場。現在回頭看來,中共統戰聖公會,對抗天主教,是嚴重錯判國際形勢。1991年,聖公會港澳教區議決於1998年成為獨立的教省「香港聖公會」;時任主教鄺廣傑亦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1985-1989)、港事顧問(1992-1997)、全國政協等公職,靠攏中共。身兼政協的鄺保羅大主教及管浩鳴牧師的種種令人髮指的媚共言論相信亦無須我覆述。但聖公會對中共有何價值呢?

 

相比起福音派的各自為政與天主教的中央集權,聖公會的教省自治體制較為中庸。普世聖公宗各教省雖然獨立自治,但亦有存在不同的跨國組織,例如普世聖公宗諮議會以及十年一度的蘭柏會議(全球聖公宗主教出席的會議)。作為教省,香港聖公會一直積極參與國際的基督宗教及聖公宗活動。值得留意的是,鄺保羅政協更加是普世聖公宗諮議會的主席;由於聖公會當前仍陷入同性婚姻的爭議(美國、加拿大及蘇格蘭聖公會批准同性婚姻,尼日利亞、烏干達、中東、南非等「Global South」組織的保守教省反對,因而分裂),被視為立場中立的鄺保羅因而當選主席。於是這位中共代理人、全國政協竟然擠身成為普世聖公宗的重要領袖。亦基於這原因,普世聖公宗各教省一直對香港及中國人權問題保持沉默,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韋爾比甚至曾經到訪中國。

 

可是,時間證明普世聖公宗的統戰價值很低。首先,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知名度和聲望即使在英國亦很低;而且聖公會在英國以外的歐洲國家影響力微乎其微。雖然聖公會在非洲勢力較大,但是非洲的一帶一路國家早已是中共的囊中物;然而在中美冷戰的格局下,中共最需要的是離間歐美關係,以及在美國的「後花園」拉丁美洲擴張勢力,而聖公會對這方面的統戰工作卻毫無作用。天主教則不然;天主教是拉丁美洲以及南歐各國的主要宗教,亦是其文化支柱。既然拉美及歐洲是中共戰略重心所作,為了對美國形成政治、經濟與文化包圍網,中共急須借助天主教之力量。正當教廷看見中國十三億人民的禾場時,中共也看見天主教十三億信徒的市場。適逢鄺保羅明年退休,管浩鳴去年敗選主教,中共拋棄聖公會實勢在必行。

 

結語:天主教不會「聖公會化」,而是會更加可怕

 

中共向天主教伸出橄欖枝的用意非常明顯,就是要統戰西方、滲透世界,利用天主教成為中共最大的大外宣工具。一旦成功,天主教並不會像部分香港教友所擔心的出現「聖公會化」,而是會更可怕,因為天主教在歐、美、非,以至是全球的影響力遠遠超越了聖公會。若然中國新教家庭教會與天主教地下教會,或是香港的新教與天主教團體,依然因為神學立場與禮儀傳統而互相指責,無法在此教會危急存亡之秋守望相助、彼此代禱,在基督內合一,抗衡中共的統戰與大外宣,則只會加速滅亡。如郭希錦主教所言,「人會變,天主不人變」,人的指望應落在不變之上主身上,而非落在任何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