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律瘋子為政府假防疫真暴政製造條件——由屯門拒戴口罩打人事件說起

不自律瘋子為政府假防疫真暴政製造條件——由屯門拒戴口罩打人事件說起

 

近日,屯門山景麥當勞發生一宗駭人聽聞的打鬥事件。一名黑衣男子因不滿食肆經理要求對方戴口罩,而對經理大力出手,過程被人錄影,於網上流傳並引起討論。有人譴責男子的暴行,有人卻竟然為其辯解。我卻只慨嘆:果然香港,已經大陸化了。

 

香港大陸化的最好指標,就是「不自律瘋子」愈來愈多,令社會有一「亂象」;因為社會亂了,所以就要「管」,於是政權大條道理實行嚴刑峻法。但為了證明其惡法有正當性,政權需要社會依然存在一群「不自律瘋子」維持亂象,於是「不自律瘋子」要繼續存在,社會要繼續亂下去,暴政才能千秋萬世。

 

「不自律瘋子」的威力,我也是直到近年才明白。大概是十幾年前,當我還能踏足中國大陸的時候,偶爾到珠海吃飯,街上人們隨地吐痰、亂拋垃圾,公安皆視而不見;然而,只要有人上訪申冤、大吵大鬧,國安就雷厲風行。當時仍是中學生的我大惑不解:怎麼這個「泱泱大國」,管得了政治,卻管不好衛生呢?對於我們這些文明社會出身的香港人來說,那些隨處便溺的大陸人,簡直就是「不自舉瘋子」,而這種瘋子乃是成數以億計。既然這政權有本事向人民洗腦,教他們愛國愛黨,怎麼他們卻沒本事教這些瘋子注意衛生呢?

 

管的了政治、管不好衛生,這並非單純的「執行力」問題,而是一個哲學問題。一個人之所以要被「管」,正是因為他不自律。例如青少年被視為「心智未成熟」,於是其自主性就被否定了,要用法律、學校、家長去「管」他們,於是他們的權利就被剝奪:不能投票,不能開信用卡,不能看A片等;這就是他律。但如果一個人的言行舉止充分表現出自律,他人就沒有理由管理他的生活了。作為他律之法律之所以出現,正是由於人不自律,無規矩則會犯罪,所以才要立法阻罰。無風化案,則無須性侵罪;無兇殺案,則無須謀殺罪。

 

若然人人自律,則無須他律;既無須他律,政權亦無籍口限制自由。反之,若人不自律,則必須他律;既必須他律,政權就有籍口限制自由。誰刻意恥笑自律、破壞自律,就是暴政的走狗,是為戒嚴開路,為鎖國說項,為專政護航。

 

在西方哲學,主張自律之典範,正是康德。康德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道德主體,須「自我立法」,根據自由意志訂立道德律則而實踐之,而非基於對刑罰或後果的恐懼而屈服於某一規矩。表面上這與基督信仰相違;聖經不是以上主的審判「威嚇」人必須守法嗎?十誡不是他律嗎?實則不然,因為與舊約聖經相反,新約聖經有明顯的道德主體意識。耶穌說最大的誡命有兩條:「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馬太福音12:30-31)既說「愛人如己」,就先假定了「自己」之主體存在。要實踐愛德,則應藉聖靈幫助,「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立比書2:5);但這只是從力量來源上說道德實踐,不是說耶穌或聖靈制訂了一套基本法、國安法要你遵守。在具體處境如何判斷,如何實踐,是個人之事,是自我與內在之聖靈之對話,與政權無關。這樣看來,基督宗教可以稱之為西方處境倫理學之始祖。

 

漢邦亦有一套處境倫理學,就是儒學孔孟陸王一路的「心性論」。孟子說「盡心知性知天」,王陽明說「致良知」,都是主張道德律則乃內在於己,不必外求;雖然他們仍無明顯提出「自我立法」,但是他們顯然拒絕他律,主張道德自律。故此,孔子論禮,不是根據社會規範而論,並非人云亦云,而是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群眾合理,就「吾從眾」;群眾不合理,就「吾違囚」。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論語.子罕》)孔子認為以節儉為由採用純冕是合理,因驕傲為由在堂上拜見君子卻是不合理,故有從眾違眾之分。盲目違眾,以挑釁情緒、吸引關注者,如青城派之屬,或是盲目從眾,並煽風點火、發洩情緒者,如黃衛兵之屬,皆非儒門。

 

暴政當然不是白痴。他們知道人人自律是對威權管治的最大威脅。一旦人人自律了,那政權就無法以「不管則見」的籍口立法限制人身自由。主張他律、嚴刑峻法的法家非常清楚主張自律的儒家是死敵。因此韓非子才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法家是他律,一人有罪無罪,是政權定斷。儒家是自律,一人有罪無罪,由良知判斷。《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既是指實情,也是指人情。

 

可惜,心性論從未成為華夏政制之精神,整個漢文化圈亦從未實現一個自律的大同世界;漢文化史的實相,是明儒暗法,儒學之程朱性理學才是官學,陸王心性論是鄉學;在日本還好,得到部分大名庇護,但在朝鮮,心學就是異端。朱熹一路跟荀子一路類似,兩者側重的是外在的禮教,簡單來說就是朝廷的規管,是他律。但因為朱熹不以荀子為宗,聲稱自己仍是孟子一路,所以就要建構一套複雜的形上而學論證人有必要服從外在規範。

 

由是觀之,極權最討厭的是自律的個人,最喜歡的是不自律的群眾

 

當我們把這簡單的哲學反思應用於香港處境上,一切政治操作變得一目了然。武漢肺炎爆發是事實,而戴口罩、勤洗手能防疫,也是事實。然而,如果政府假借抗疫之名,行暴政之實,禁商、禁市、禁學、禁教,甚至封城鎖國,既是侵犯人權,亦是摧毀經濟。防疫必須侵犯人權嗎?防疫必須打擊經濟嗎?當然不是,這是虛假二分(false dichotomy),三者之間根本無必然邏輯關係。到底「人權防疫二擇其一」與「防疫經濟二擇其一」的謬論是如何建構出來的?

 

這不得不提香港兩群暴政的好幫手:反對道德自律,堅拒戴口罩的青城派,與主張道德他律,強迫他人戴口罩的黃衛兵

 

如果人人有高度的個人衛生意識,自行保持社交距離,自行戴口罩,自行減少出入境,只把出入境的機會留給有需要人士(探親等人道理由,以及返工返學),學校、宗教場所與食肆保持衛生,就算感染率再高,在道德上你也不能怪罪「民眾不自律」而導致瘟疫爆發,因為他們確實自律。既然自律,就無理由再以他律的手段,如訂立嚴刑峻法禁止食肆營業,禁止主日崇拜,禁止學校上課,禁止出入境,強制戴口罩;一來是大家已經做了,不用你「監管」大家去做,二來是公民都自律了,疫情卻依然嚴重,這就是責任不在公民身上,而在其他人身上,例如政府。因為「民眾不自律導致疫情惡化」的解釋說不通,於是「政府無能導致疫情惡化」的解釋就大行其道了,政府當然不能坐視不理。

 

然而,不自律、不講道理的瘋子,正好合理化了政府的規管。那怕社會上只存在極少數聲稱「肺炎係假、仲弱過流感」。反對戴口罩甚至詛咒人「戴口罩戴落棺材」,被人規勸戴口罩就要打要殺的瘋子,政府就有插手規管的理由了。狗官會說:你看啊,社會有一群瘋子不自律,所以政府「被迫」要他律,要立嚴刑峻法了。

 

這種不自律的瘋子就是我們所說的青山城邦派。陳云根聲稱肺炎弱過流感(https://hk.news.yahoo.com/陳雲三文治武漢肺炎判斷的科學哲學-060120200.html ),販賣虛假希望、虛假平安,推銷銀離子洗手液與佛牌而聲稱能使其信眾百毒不侵,其喉舌熱血時報大肆宣揚其主張(如大香港早晨第1667集第三節http://www.passiontimes.hk/prog/85/1667 ),以粗言穢語抹黑自律戴口罩的普通市民,甚至說「香港現在不戴口罩的就一定是我們熱狗了」,他們就正好為政府立法製造理由。這群不自律瘋子的虛假平安建築在大家的恐慌之上。如果你的鄰居是這種不自律瘋子,你害怕嗎?因為社會有不自律瘋子了,所以政府就說:我們要立法規管。這群不自律瘋子不但拒絕認罪悔改,還反指一直自律衛生的公民「為政府侵犯人權製造民意基礎」。

 

遺憾的是,這種不自律瘋子在世界愈來愈多。屯門打人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三月,北京一男子竟因拒戴口罩而殺人。(http://www.xinhuanet.com/2020-03/31/c_1125795480.htm )五月,美國商場一名保安因要求顧客戴口罩而被槍殺(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69237/新冠肺炎-保安員要求顧客戴口罩後遭槍殺-美國家庭3人涉謀殺)。七月,法國巴約訥市一名巴士司機因為拒載數名拒戴口罩乘客,而被活活打死。(https://www.cyberctm.com/zh_TW/news/detail/2597721#.Xw7KlC08X-Y )這群不自律瘋子的出現,引起了社會恐慌,皆合理化了政權一切強硬防疫之措施。說白一點,青城派之流的不自律瘋子,與恐怖分子相去不遠。

 

青城派的瘋狂令人恐慌;本來病毒只須公民自發、自律注意個人衛生,即可防之,政權無空間插手實施惡法,但瘋子的出現使民無所措手足;於是暴政就乘機推行嚴刑峻法規管了。社會有人不自律啊,所以要一律禁市、禁教、禁聚會、禁示威了。當你對這些政策稍有不滿,例如質疑為何下午六時後就食肆禁堂食,難道六時前病毒就睡覺,不會傳播嗎?於是你就被歸類為青城派之流的不自律瘋子,一切理性的聲音被抹殺了。

 

相比起青城派,那些配合道德他律,高舉以外在規範規管他人戴口罩、禁聚集,甚至主動報警舉報他人的黃衛兵,就顯得次要。青城派是亂象之體,黃衛兵只是亂象之用。如果一開始人人自律,根本黃衛兵的批鬥文化不可能盛行。但正正是青城派首先公開以不自律瘋子的姿態出現,挑釁公眾情緒,以其虛假平安,引起民眾恐慌。於是黃衛兵慌張起來,認為人是無法自律的,只能他律,要規管,要舉報。

 

道德自律社會早已崩潰。人之不自律,為他律製造籍口;他律是極權侵犯人權的最好工具。故此,暴政不會一下子消滅不自律瘋子,而是要留著他們狗命,好讓他們繼續挑釁民眾情緒,製造恐慌,使其惡法有正當性。我們這些道德自律之人,唯一應對之方法,就是要保持理性,對準敵人。既然我們知道青城派是欠缺自律和理性的不自律瘋子,是社會之亂源,是政權之工具,就應理性地討伐之、清洗之。中國大陸早已失去道德自律社會,故無力對抗政權之惡法;但趁著香港尚有仁人志士,我們就應不惜一切代價,力保道德自律社會之生存,抵擋廿一世紀的新法家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