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當拜神,香港實死緊:香港之路向

政治當拜神,香港實死緊:香港之路向

 

跟你說一個笑話:2020年6月,陳雲宣佈退出社運,陳方安生宣佈退出政治。

 

這笑話可笑之處在於:兩者不早就「退出」了嗎?要不是他們忽然大叫「我唔玩了」,恐怕大家已經忘記他們的存在。陳方安生早於2008年卸任立法會議員;而貨真價實的「港獨派」陳雲在2016年敗選以後,亦早已宣佈退出社運,更聲稱「網上的我將會逐步消失,直至寂滅」。結果卻是他繼續在面書和熱血時報指點江山,事績包括2019年辱罵大學保衛戰的抗爭者。

 

然而,香港政壇或社運圈又何止陳雲這一個「政治宗教化」現象產生下的偶像呢?當你發現這種小丑在香港俯拾皆是、隨處可見,就覺然覺得這些笑話令人心寒。那個臨陣退縮、不願主持立法會主席選舉的政客梁耀忠還深得葵青區街坊擁護,不可笑嗎?2010年走進中聯辦密室談判、支持政府政改方案的民主黨,今日依然是泛民第一大黨,大叫「我要爭普選」,不可笑嗎?梁頌恆坐的士逃離抗爭現場,現在卻仍被奉為本土派領袖,不可笑嗎?某「傳媒大亨」昔日認為永續基本法為最重要的議程,敗選後就一百八十度轉變,唯利是圖,放棄抗爭、只求發財,不可笑嗎?建制派何君堯即使每次發言都字字珠璣,盡顯其無知,也顯得相形見絀,娛樂性甚低。我們不禁會問:無論是泛民、港獨或是城邦各黨派的「政治領袖」,既然都在外人眼中是光怪陸離、千瘡百孔的小丑,為何卻在派系內部被奉若神明,冠上國師、國父的聖號呢?歸根究底,就是香港人錯誤地以拜神心態去尋求政治出路;這種拜神心態始於司徒華,後由黃之鋒等人繼承,而在怪力亂神的陳雲身上發展至極致。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其此之謂乎!

 

中國人「求仙」,香港人拜神

 

哲學家勞思光(1927-2012)在《中國之路向新編》提出,近代中國人在面對中國的歷史困局時,分別出現三種反應:一、「換體」,「將中國已有的一切文化成績完全放棄」;二、「掘寶」,「相信從傳統文化內部即可以找出脫困之道」;三、「求仙」,「同時否定中西文化的成績,而寄望於一種新世界的幻想。」[1]而「求仙」的情況亦正正出現於香港。勞思光說:

 

當人們自以為有一種「絕對真理」只屬於他們自己,而要別人跟隨他們的想法來改造世界的時候,他們所標榜的「理想」,並不比「成仙」的思想真實;而他們要求的是整個世界秩序,比起「求仙」的人只作個人決定更是遺禍無窮。這裡最嚴重的問題,是在於這種思潮照例靠一套「語言戲法」掩護自己。好像宣傳「神」的意旨的人們一樣,他們必定要說:凡是不相信我們的說法的人,都是有罪的;必須先相信了,然後方能「了解」我們所代表的「真理」。[2]

 

同樣的態度亦出現於香港社運圈之中:你反對我就是共諜,你質疑我就是鬼,其前提就是我的政黨等同絕對真理的唯一代言人。他們的思維方式非常簡單:香港出現問題了,一國兩制玩完了,於是大家就寄望有神人能夠出山救國,帶領他們出埃及。作為神人,這個人必須有「光環」;這光環可以是用辯才、演說技巧、文筆、抗爭行為,甚至只不過是英俊或美貌而換取的。說白一點就是荷里活電影式的英雄主義;只要你初時「看起來」似是正義聯盟或復仇者聯盟的英雄人物就行了。至於之後你如何腐化,如何露底,如何出醜,只要不足以破壞美好的「第一印象」,你依然是英雄。所以蜘蛛俠再衝動也沒所謂的,因為血氣方剛正好符合其第一印象;他本來就是個英俊的青少年啊。但如果蜘蛛俠變成中年發福的光頭佬,蜘蛛俠就要被拉下台了,因為這抵觸了他的第一印象。

 

然而,為何我不稱此為英雄主義,而是譏諷為拜神心態呢?英雄犯錯,大家還能容忍;神明犯錯,大家不能接受。被英雄化的人犯錯,支持者會提醒他,更正其錯誤;被神化的人犯錯,信徒卻仍擁護他,掩飾其罪惡。在香港,你一旦膽敢指出泛民、港獨或城邦領袖人物一個錯處,你就馬上面對其信徒的圍攻:被熱狗、被泛民,被指責為搞分化,被老屈為共諜。當你看見這群信徒的心態,你就知道,他們早已把自己的領袖神化了。

 

被神化者之所以能被神化,故然本身有其優點,例如曾經為民主抗爭付出,曾經提出些前衛的政治論述。但政治論述之對錯,民主抗爭之付出,跟你的人格和能力毫不相干。我否定你這精神病人是一回事,我分析你的政治主張是一回事,你不能將兩者捆綁一起,說「你支持永續基本法就要支持我」,將兩者劃上等號。偏偏香港人卻一直以此神化心態去討論政治,而所謂挑戰泛民、反對泛民的本土派,最終還是背叛客觀的綱領,高舉主觀的個人崇拜,是徹底的叛徒派,比泛民更泛民。

 

司徒華時代的「一神論」、後司徒華時代的「多神論」

 

神化人物的最典型例子,當然是司徒華;因為支聯會的關係,他給了香港人一個「建設民主中國」抗爭者的第一印象,並因而被神化。因為香港人就是客觀論述與主觀個人不分,因此既然司徒華被神化了,於是民主中國論也被神化了,一直未有受到挑戰。

 

直到2011年,司徒華這位第一代「民主之神」終於死了。我還記得聽到司徒華死當晚,中文大學范克廉樓地下的那群「進步左翼分子」們是如何的喜氣洋洋;因為這些學生領袖以為他們的時代來了,是時候他們造神了。司徒華屍骨未寒,左膠陳亦輝已經獲邀到崇基週會演講,大放厥詞談甚麼「後司徒華時代」,聲稱從此以後香港社運再不需要一個領袖人物領導一切抗爭了,抗爭轉為由群眾自發了。但事實不然;事實是,司徒華死後,香港社運界進入了多神論時代:大家爭做神,爭著敬拜新神。結果在眾神之中,首先有兩個神脫穎而出:黃之鋒與陳雲。二人被造神的方法南轅北轍;前者靠2012年「領導」反國教運動被造神,是依賴街頭運動;後者靠2011年發表香港城邦論被造神,是依賴論述著作。於是兩者的第一印象就確立了他們的定型:陳雲是寫書的,黃之鋒是演講的。然而,當他們的信徒發展到一定規模,他們說甚麼、做甚麼,只要不抵觸原初的第一印象,就無所謂了。他們各自在自己的信眾群裡建立了神權;你質疑神,就是叛徒了。諷刺的是「叛徒」很多,因為大家都想成為神,都想被盲目崇拜;結果「分裂」乃在所難免。

 

創建新論述超越舊論述甚為困難(目前只有安德烈的香港文化主義超越了城邦論和民族論),創建新社運團體、發起「激進行動」、製造抗爭光環,門檻卻低得多。於是挑戰黃之鋒地位的人就更多。2014年雨傘革命的爆發,比起黃之鋒激進千倍萬倍的抗爭者俯拾皆是。接下來2015年的光復行動以及2016年的旺角魚蛋革命,黃之鋒為首的新泛民更毫無角色。於是街頭抗爭的目光盡落在本民前的梁天琦與黃台仰身上;自然地,他們就馬上被造神了。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更荒謬的造神方法,就是靠外貌。有些人根本從未參與前線社運抗爭,亦未發表過任何論述,卻單靠喊幾句口號,長得美綸美奐、英俊瀟灑,就被高登仔或連登仔奉為女神、男神了。過去兩屆區議會選舉充滿著這種女神男神,游蕙禎只是冰山一角的例子。

 

為何香港人那麼喜歡造神呢?因為香港人很喜歡選舉。這不是說香港人很積極投票(事實上香港的投票率在近年才漸漸提昇),而是不知何故,香港人很喜歡選舉那種氣氛。香港沒有普選,不能像美國選總統,卻能選些沒用的區議員,以及選立法會一半的議席(其實用途也不大);而選舉正好需要匯聚政治能量(資源、支持者、義工等),集中支持某候選人才能勝選;同時面對「香港一國兩制名存實亡」的困局,候選人又必須提出一些解決方案,以說服選民投票給自己。於是選舉拉票也成為造神運動的工具,將之前社會運動所建立的神明放上造勢大會的神檯上,吸納支持,最終希望選入立法會,賺取十萬港元的月薪。對於被造神的候選人來說,選舉工程除了是利用自身權力勞役他人的大好機會外,更是以「團結打宣戰」為由清算異見的好時機,於是他就算怎樣胡作非為,例如在辦事處進行多人活動,或是無故缺席街站,黨內成員也不得批評,否則就是搞分化。(我沒針對任何候選人,請某人不要對號入座)

 

如此一來,香港的社運甚至政治團體都是宗教團體:客觀的綱領是次要,主觀的個人崇拜才是主要。你拜我的神,就是手足;你不拜我的神,就是異教徒。為了擴展團體的版圖,在「主神」之下,這些宗教團體也會扶植不少「諸神」。他們的權威不及主神那麼高,但依然是神聖的,是主神的左右手,能代表宗教團體出選,故此你不能輕易的挑戰他,否則也是反骨仔。也有一些團體因為看準某些神的號召力夠大,因此就拉攏他,甚至投歸其門下。昔日黃毓民拉攏陳雲,以及某報老闆敬拜陳雲為國師,都是同樣道理。這樣一來,政治抗爭就被扭曲為宗教活動。

 

追本溯源,為何當初香港人要「拜神」?就是寄望有一人能夠「出山救國」、提出「萬劫可解的配方」。甚麼劫?就是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啊!普選無期、逃犯移交條例、23條立法、國安法、2047年大限,全部都是一國兩制的問題。甚至港獨和中港融合兩種南轅北轍的主張,也是源於他們對一國兩制現狀的不滿而產生的反應。用勞思光的說法,他們全部否定現行制度,是「換體」的心態(我再強調,基於換體是不可能的,我反對港獨);反之,泛民和城邦之流,嘗試在現行制度下「有險可守」,是「掘寶」的心態。但為何從社會運動到選舉,結果大家都無法把議題聚焦在一國兩制的問題上?因為大家已經把目光從客觀的綱領轉移至主觀的個人身上。

 

最諷刺的是,帶頭批判支聯會「六四邪壇」的城邦派,結果卻建立了一個滿天神佛的新邪壇,將政治宗教化的妖道推向極致。香港需要全民制憲,是客觀的綱領,根本不應與黃毓民、黃洋達和陳雲三人捆綁在一起;偏偏城邦派反其道而行,將個人和綱領捆綁,要將論述私有化。結果別人自然就將焦點落在討論政治人物的人格和言行之上。一個高調以拜車公、拜關公作為公開試選舉活動的政治團體,根本不可能爭取得到基督徒的支持。你可以質問:怎麼香港人不分是非啊,他們拜甚麼神與政綱值不值得支持是兩回事啊。不,城邦派告訴你,這是一回事,他們不容許你這樣區分。正如司徒華成為「民主中國」的圖騰,李柱銘成為「真普選」的標誌,黃之鋒成為「反國教」的符號,梁天琦「香港獨立」的代表一樣,陳雲也成了「永續基本法」的偶像。這些政治偶像都不甘於成為一個「只是提供論述的契弟」,硬是要親自領導眾人執行自己的學說,而且將其包裝成絕對真理;於是他們就被信眾神化,香港政治亦因而陷入歧途,萬劫不復。

 

香港真的是無藥可救嗎?斷乎不是。對於如何在海外維持香港文化社區,《香港文化主義》(http://kowloondaily.com/2019/09/28/hongkongculturalismopenaccess/ )已有交代,不再詳述。但這群可笑的政客的敗亡,並不是一句「退出社運」可以逃避、可以解決。

 

 

 

 

 

 

 

 

[1] 勞思光:《中國之路向新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1。

[2] 同上,頁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