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德田民族主義神學的禍害

管德田民族主義神學的禍害及對香港教會之提醒

 

引言:「民族教會」還是「普世教會」?

 

相信世上沒有一個教會否認自己是「普世教會」(universal church),尤其天主教總是以「普世教會」自居;然而,如果教會是普世的,那為何世上存在著「民族教會」(national church)呢?民族教會之間的衝突正是當前東正教分裂之主因,亦令教會捲入民族主義衝突之中,例如俄羅斯與烏克蘭民族主義之衝突。[1]1555年《奧格斯堡和約》(Peace of Augsburg)的「教隨國立」原則 (cuius regio, eius religio)確立後,基督新教以諸候國國教的形式出現;依然持守天主教信仰的歐洲國家以「天主教國家」自居,將信仰認同與國家認同捆綁,視新教徒為叛國賊。即使今日的中國亦然;如果你身為天主教徒不加入天主教愛國國,身為新教徒卻不加入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你就是「帝國主義反動走狗」、「中國基督教徒敗類」了。這都是將宗教民族化(Nationalisation of Religion)的例子:宗教信仰認同被視作民族認同之一部分。

 

但比起信仰民族化,更危險是管德田這種把民族宗教化(Religionisation of Nation)的民族主義神學。丹麥神學家管德田(Nikolaj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 1783-1872,或譯葛隆維)認為丹麥人要先成為丹麥人,才能成為基督徒;而且,他為丹麥民族冠以神聖的「遺民」身份,認為作為古北歐民族(Norse)繼承者的丹麥民族才能充份展現上帝的臨在。然而,本文將指出,管德田的民族主義神學將不能選擇的「民族身份」置於理應由個人選擇的基督信仰之上,最終只會壓抑個人自主,貶低基督徒身份。

 

宗教已死、國家當立:民族主義之源起

 

如今香港膚淺的政治討論依然未能離開「民族主義」的框架。民主回歸論與本土主義之鬥爭,似乎只是大中華民族主義與香港民族主義之鬥爭(用陳浩天的說法,就是「統獨之爭」[2])。大中華民族主義者擁抱「中國人」的民族認同,而政治認同上則分裂成擁護中共的「建制派」與擁護西方民主政制的「泛民主派」。反之,本土派擁抱「香港人」的民族認同,而在文化認同卻是分裂為「文化民族主義」的「城邦派」與「公民民族主義」的「港獨派」。但到底何為民族?

 

社會學家安達臣(Benedict Anderson)將民族定義為「想像政治共同體」:「民族是想像出來的,因為即使是最細小的民族的成員也無法認識其大部分同胞,與之見面,甚至未聞對方存在,然而在他們心目中依然存在這種共同體的想像。」[3]民族雖然是想像出來的,但民族之想像也需要客觀材料提供「靈感」,這就是文化根基,當中以語言最為重要。於是安達臣引入了「神聖語言」(sacred language)之概念。

 

西方基督宗教文明[4]以彌撒經及武大加譯本聖經之拉丁文界定之。然而,隨著「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的興起,印刷技術的普及使修道院無法再壟斷知識傳播。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新教崇拜和譯經「本土化」,廢拉丁語,與西歐各地正在步的國語文學不謀而合,信仰認同與語言認同捆綁。[5]拉丁語失去其神聖地位,國語文學的發展也失去了拉丁語文學這一對手;於是莎士比亞用英語寫作,伏爾泰用法語寫作。[6]但重要的是:宗教之領導位置懸空了,文人便改以本土語言背後所代表之「精神」作為新的信仰。國家或民族即由此誕生。

 

「基督國度」(Christendom)的興起

 

根據1555年《奧格斯堡和約》(Peace of Augsburg)的「教隨國立」原則 (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將信奉新教還是天主教的權力交由神聖羅馬帝國的諸侯國定斷,信仰認同與國藉認同捆綁。[7]同理,因為共產黨迫害而中流徙全球的東歐各個正教會紛紛建各自的移民教會,堅持其信仰變成堅持其族群認同的方式。於是信仰認同就漸與民族認同結合:你是俄羅斯人,就應當是俄羅斯正教徒;你是法國人,就應該是天主教徒。可是,隨著歐洲世俗化及非國教徒(non-conformist)增加,「教隨國立」的原則馬上就受到英格蘭非國教徒的挑戰,特別是清教徒、循道公會、浸禮會等。

 

但在丹麥則不然;由宗教改革到十九世紀,丹麥九成人口一直是丹麥路德會人。[8]齊克果在《非科學跋之總結》(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提到:

 

「若有人自覺不妥,認為自己不是基督徒,則他被視之為怪人。其妻語:『你豈不是基督徒呢?你不是丹麥人嗎?地理書上不是說丹麥之主流宗教為路德會基督徒嗎?⋯⋯你不是想平步青雲做個清官,你不是想在這個基督教路德會國家,做個基督教國家的良民嗎?因此你當然是個基督徒。』」[9]

 

齊克果與管德田同時意識到丹麥這個「基督國度」在十九世紀的信仰熱情已經退卻;然而,兩者卻對相同的時代問題採取南轅北轍的回應——後者決定將民族土義與丹麥路德會信仰結合。

 

管德田的「神話建國」與北歐神話遺民論

 

生於沃爾丁堡(Vordingborg)牧師家庭的管德田於1801年考入哥本哈根大學神學系期間開始學習冰島語,對古北歐語言、歷史與神話產生興趣,哲學上受德國哲學家謝林(Schelling)和費希特(Fichte)影響。由於管德田神學立場保守,經常批評丹麥路德會偏離基督信仰,因此在牧職受盡打壓,1805年畢業後一直未被按牧,多次被禁止講道,故以寫作維生;直到1839年才被按立為哥本哈根花托夫醫院(Vartov)小堂的牧師。然而,由於他擅長翻譯與寫作聖詩,而且對歷史、文學研究成果豐碩,講道引人入勝,因此追隨者甚眾,尤其得到鄉間農民支持;或許正正因為這原因,他創立「民間學院」(Folkehøjskole),使窮人和農民有機會接受丹麥文化教育。1848年歐洲革命導致丹麥政改;在農民支持下,管德田當選制憲議員。1861年他被路德會按立為榮譽監督,卻無教區管轄權。1872年卒。

 

管德田的政治思想與其神學主張密不可分。在政治上,他擁護「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pan-Scandinavianism),主張丹麥為北歐文化的正統繼承人,應帶領挪威和瑞典復興北歐文化。故此,在神學上,他嘗試證明丹麥文化之神聖,將民族宗教化。Backhouse將管德田神學總結為三點,[10]而這三點皆可用以普遍與特殊之關係解釋:

 

  • 無與倫比的發現(Mageløse opdagelsethe ):管德田認為,真正的基督宗教(普遍真理)只能以眾人代代相傳的母語而存在(特殊對象)。
  • 人類優先(Menneske først) :人要先成為人,才能成為基督徒;而成為人,人必先成為「民族」之一員。
  • 世界史(Verdens-Historien):世界史乃根據上帝旨意發展,而世界史乃由民族演出,其中上帝選民即為世界史之主角。

 

然而,第二點及第三點卻正是包藏禍心之處。管德田認為個人要成先成為某民族成員,才能成為基督徒。就第二點,管德田提出:「人必須緊扣任何特定地方的歷史所揭示的人性,這決定著人們可以相互提出的合理要求的尺度,並創造了社會可以在其中成功實現的自然理想。」[11]故此,他強調丹麥人要先成為「丹麥人」,才能成為基督徒;言則民族認同優先於信仰認同

 

然而何為丹麥民族呢?當時哥本哈根中產上流社會流行法國文藝,喜好德國哲學,「丹麥性」不足,簡直是「勾結外國勢力」。故此管德田認為丹麥農民才是北歐文化真正的北歐遺民。管德田認為,構成「祖國」「人民」需要四大條件:共同土地(丹麥國土)、共同語言(丹麥語)、共同歷史祖先(古北歐民族、神話),以及共同文化(音樂、舞蹈、詩歌等)[12]而上述四點在不受「流行文化」污染的丹麥鄉下得以流傳。故此,管德田熱衷於北歐神話研究。

 

「唯有各地基督徒在此層面與自然人(Natur-Menneskene)同心同德,如此,基督宗教(folkelighed)才能與普遍的大眾文化,特別是丹麥文化,擁有原來自由而且適當的自然關係。」[13]

「丹麥大眾文化之死乃是人民精神之死,只能藉著大眾文化的首先復活才得醫治,人方能避免空談活出基督宗教。⋯⋯我們首先要成為丹麥人⋯⋯」[14]

 

受到赫德(Herder)影響,管德田相信歷史發展完全由上帝所掌管,而且上帝為每一民族賦予了特定的存在目的。個人一旦離開了民族,則難以生存。他指出,「事實上,猶如每個人一樣,每一民族皆有其自身某程度上不可分離的國家民族生活的生命力。」[15]由於管德田假設母語使用等同民族身份,無人之思想能脫離母語之影響,而丹麥人母語為丹麥語,故丹麥人不可能擺脫丹麥民族之思想方式。他進一步認為丹麥語是上主的神聖創造。他稱:「百姓母語,靈鏡心聲⋯⋯猶如母胎,實為聖言,上帝所賜。」[16]除此之外,他亦認為古北歐神話歷史反映了「上帝旨意」,因為北歐神話中的英雄主義展現了「先知」的形態。[17]因此,他呼籲所有「流著古北歐人血」的人團結一致,「為新丹麥精神文化奠基」[18]。他甚至認為丹麥人就是上帝的選民。「所有人類歷史猶如上帝手指指向[斯堪的納維亞醒覺]⋯⋯丹麥就是歷史的巴勒斯坦。」[19]「只有透過我們斯堪的納維亞(høinordiske)會眾,基督徒生活才能逐漸取得人的樣式⋯⋯因為在上帝對我們的話語裡,我們找到活生生的信德、望德與愛德的概念。」[20]

 

「民族身份」壓抑個人主體性

 

從哲學角度來看,管德田的論證甚為薄弱。如果每一民族歷史皆為上帝意旨,則在我們能在任一民族史中皆找到與聖經呼應、帶有上帝啟示的內容;這樣一來,大家都是上帝選民,根本無法得證丹麥人有何與眾不同,有何神聖之處。

 

但管德田神學更大的問題在於以民族認同壓抑個人認同:「首先你是乜乜人,才是基督徒」。首先你是中國人,才是基督徒,因此你要先愛國才愛教。上述主張假設了「大眾文化」、「種族」、「語言」與「民族」身份同一;這是管德田的時代限制。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知道文化認同、種族身份、慣用語言與民族認同死者是獨立自存的。你可以是漢人,卻不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一員;即使你生於漢文化圈,說粵語、寫漢文,亦可選擇拒絕漢文化認同。反之,即使你非華人,亦可認同漢文化,來華傳教士利馬竇、理雅各和艾香德即屬此類,他們對傳統華夏文化的理解與認同遠比今日的大陸人強烈。但管德田並不承認個人有選擇認同的自由,彷彿假定你生來是丹麥人就只能是丹麥人,甚至將「天生」的「民族」當成是上帝計劃的一部分,賦予宗教意義。

 

或謂:管德田只是高舉個人的民族認同,並沒有抹殺個人選擇。這顯然是對管德田神學的曲解。管德田從未說過個人能夠選擇自己的「民族身份」;你生來是丹麥人,就只能是丹麥人。管德田沒有區分母語、種族、文化和民族,認為你母語是丹麥語,你就只能是丹麥人,而丹麥人的身份先於基督徒的身份。

 

結論:香港教會不要重蹈覆轍

 

在管德田神學裡,一人能夠選擇自己的宗教信仰,卻不能選擇自己的民族身份,然而不自主的民族身份卻先於自主的基督徒身份,因此個人主體受到民族主體的壓迫。本來只是人類想像出來的「民族」,在管德田筆下,竟然賦予了神聖的宗教意義,成為了信仰的前提:若你不先成為民族之一員,則不能成為基督徒。

 

信仰必須本土化,禮儀必須本土化,因文化與宗教信仰密不可分。如田立克所言,「宗教作為終極關懷是文化的意義賦予本體,而文化則是宗教基本關懷自我呈現的整個形式。簡而言之,宗教是文化的本體,文化是宗教的形式。」[21]但兩者並沒有先後次序可言。但管德田卻將文化等同民族,認為文化與民族皆先於宗教信仰,就是強行將宗教信仰與文化分離。

 

一個文化傳統是否值得保留,應從哲學上論證,而非強行為客觀歷史賦予主觀的神學偏見,聲稱這文化有何神聖之處:例如某些不信耶穌的人,選擇性地閱讀香港歷史,強行宣稱香港是華夏正統遺民,侮辱或貶低其他漢文化圈國家(如台灣和日本)不夠正統,宣揚「華夏神道」迷信,拜甚麼大鵬金翅鳥、多傑雄登等偶像。他們正是高舉民族或族群去壓抑個人自主:總之你要選擇服從我的「民族主體」,才能選擇宗教信仰。故此,基督徒拒絕民族宗教化,是為了確保自己的信仰自主不會被置於所謂民族利益或民族主體之下。

 

我之所以在2020年的香港重提管德田的民族主義神學,是由於當前香港教會所面對的政治處境,正是民族主義橫行之時代。若然教會討論政治的方向稍有不慎,被香港民族主義牽著鼻子走,建構香港民族主義神學,「幸運」的話,就只是走中共三自教會的老路,進行宗教民族化,使教會成為政權的附庸;不幸的話,就是走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甚至納粹的老路,進行民族宗教化,使教會與政權狼狽為奸的反個人、反自由和反基督。

 

[1] 東正教會有14個自主教會,然而由於欠缺中央集權的教政體制,當中兩大自主教會——(普世聖統)君士坦丁牧首與(俄羅斯正教會)莫斯科牧首時常衝突。例如,基於政治理由,莫斯科堅決認為烏克蘭正教會屬於莫斯科牧首轄下的自治教會而非獨立的「自主教會」,莫斯科牧首拒絕承認君士坦丁牧首於2018年認可的自主教會「烏克蘭正教會」。此舉直接導致2019年莫斯科牧首公開與君士坦丁牧首斷絕共融關係,凡普世聖統信徒皆不得領聖體。參見 https://mospat.ru/en/2018/10/15/news165263/

[2] 〈民族黨今開記招 陳浩天:「香港政治只剩統獨之分」〉《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2016年7月24日。2020年4月28日截取自:https://www.undergrad.hk/4953

[3]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6), 6.

[4] 東方的基督宗教文明,包括俄羅斯正教和希臘正教,以及生活在穆斯林統治下的東方正統教會(如科普特正教會、亞美尼亞正教會)、天主教馬龍禮教會、東方亞述教會等,則不屬於西方基督宗教文明,因為他們並非使用拉丁文,各以本國語言為「神聖語言」。例如東方亞述教會使用耶穌時代的亞拉姆語。

[5] 詳見 Cummings, Brian,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Reformation: Grammar and Gr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6), 18

[7] Ozment, Steven, The Age of Reform 1250–15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 1980), 259.

[8] ‘TABEL 123. Befolkningens Fordeling indenfor Troessainfund. 1890’, DANMARKS STATISTIK, (Copenhagen: Bureau of Statistics, 1 Feb 1894) CLXXXIII. Retrieved 18 January 2019.

[9] Kierkegaard, Søren,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rans. Hong, H.V.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50.

[10] Backhouse, Stephen, Kierkegaard’s Critique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66-91.

[11] Gruntvig, N.F.S, A Grundtvig Anthology, trans. Broadbridge, Edward and Jensen, Niels Lykne (Cambridge: James Clarke & Co.: 1984),

[12] Wåhlin, Vagn, ‘Denmark, Slesvig-Holstein and Grundtvi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eritage and Prophecy, Allchin A. M. et al. (eds), (Norwich: Canterbury Press, 1994), 265.

[13] Kirmmse, Golden, Kierkegaard in Golden Age Denmark,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228.

[14] Ibid. 299.

[15] Grundtvig, NF.S., ‘Living Memory’, A Grundtvig Anthology, trans. Broadbridge, Edward and Jensen, Niels Lykne, (Cambridge: James Clarke & Co., 1984), 103.

[16] Ibid. 222.

[17] Ibid. 40-41.

[18] Ibid. 37-38.

[19] Kirmmse, Golden, Kierkegaard in Golden Age Denmark, 210.

[20] Ibid. 222.

[21] Tillich, Paul, Theology of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