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漢代中:文化史觀取代民族史觀

以漢代中:文化史觀取代民族史觀

 

「1900-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

 

如此平凡的評價類(evaluation)試題,乃GCSE及GCE AL歷史科常見的題型,其答題方式只不過外乎是「引言—正論—駁論—平議—結論」,純粹是要測試學生的批判思考與多角度思考能力。可是,在黨媒和親共網紅的推波助瀾下,這試題竟被扣上「辱華」以及「低莊兼無聊」的帽子;這證明了中式訓導思想容不下英式批判思考,我早有論說,不再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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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我們留意的是,到底中國人患上了甚麼疵癘,竟不能批判所謂敏感的歷史議題呢?單單一句「洗腦」、「五毛」、「青城派」是無法解釋其病因。他們染上的頑疾,就是民族史觀。民族史觀並非中國的風土病,而是漢文化圈流行多年的思想瘟疫,患者不乏港人;只是因為英式歷史教育殘留下來的批判思考控制了大家的病情。一但評價類試題被廢除(這正是中共的心意),香港人也會病發,比中國人更中國人。治療民族史觀的唯一良方,就是擺脫「民族」的概念,建文以漢文化圈為本,以平等的角度重視華、日、琉、韓、台、港各文化主體之互動的文化史觀

 

民族史觀之問題

 

雖然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歷史科課本自稱自己採用的是馬列主義唯物史觀,認為歷史發展是由物質經濟條件所決定,但事實上面對八國聯軍、中日戰爭等涉及自身「民族利益」的歷史事件時,卻是採取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充斥著主觀而煽情的用語。例如,人教版教科書聲稱,義和團是「一場波瀾壯闊的反帝愛國運動」,卻不批評義和團屠殺教民和傳教士的反人類行為;中日戰爭之勝利竟然歸功於「中國人民巨大的民族覺醒,空前的民族團結和英勇的民族抗爭」,而非日本戰略上的失敗(在中國大陸打持久戰還要同時在太平洋開新戰線挑釁美國)以及美國介入二戰(特別是中途島戰役後美軍摧毀了日本經營多年的南進政策)。這種情緒化語調不是評價,只是主張;不能建立知識,只能發表意見,嚴重影響學生認識客觀史實,使其目光短淺、孤陋寡聞。

 

但這並非中共獨有的問題。無疑,錢賓四先生對於台港的中國歷史教育與研究帶來巨大的貢獻,然而《國史大綱》依然患上民族史觀病。錢賓四先生雖然亦意識到主觀偏見之害,認為「治國史不必存一揄揚誇大之私,亦不必抱一門戶立場之見,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但是由於其歷史處境所限,他依然逃不出「國史」這一偏見,充斥著「中華民族」之前設,影響其歷史判斷。錢賓四先生非常反對「科學派」(胡適為首)照搬西方史學方法處理中國歷史的做法,認為中國的「民族國家精神命脈所系,固不在一種力之向外衝擊,而在一種情之內在融和也。」這是一個哲學形上學前設,假設中國先有一「中國國家精神」存在,與「西方精神」不同;因為「中國精神」有其特質,故不能以西洋史學方法研究之,必以「國史」法方研究之。但中國精神的存在根本沒有經驗證據支持,只是信仰

 

若我們接受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將民族定義為「想像共同體」一說[1],則世上一切民族——中華民族、大和民族、朝鮮民族、台灣民族、香港民族之類——通通只是一群人選取了某些客觀的共通點(尤其是文化根基Cultural Root)[2]而幻想出來的概念。然而,如果歷史是經驗事實,而非哲學思辯,則可見的歷史發展不可能是不可見的「民族」所主導。文化歷史非從民族而來,民族才是從文化歷史而來。以民族解釋某文化之歷史發展,完全是本末倒置。

 

故此,另立新民,以抗衡「中華民族史觀」,實為愚不可及,只會重蹈覆轍。申采浩於《朝鮮上古史》幻想朝鮮民族一概念,無視文獻與考古證據,視桓君這一神話人物為朝鮮民族始祖,否定有史書記載、有古蹟可考的箕子。同理,日本皇國史觀高舉天皇神統,嚴重影響日本人認識自身歷史,更在戰前做成多次文字獄,如1892年久米邦武因為發表論文〈神道乃祭天之古俗〉而受攻擊被迫請辭,1940年津田左右吉發表《記紀神話》而被控告對天皇不敬而下獄。民族史觀有礙歷史研究,當受棄絕。

 

以漢代中的文化史觀

 

一旦我們使用「中國」這種民族國家概念去理解歷史,我們就難免落入民族史觀之圈套。但如果我們照搬西方的套語,用「東亞史」(East Asian History)這種字詞,就是把自我異化了。英國人在GCE A Level用「東亞」的概念是沒問題的,因為他們以外人之角度觀察(observe)「東亞」歷史,故此就用「亞洲」這個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提出的地理名詞。然而,我們既然活在「東亞」之中,就無法以外人的角度觀察自己的歷史,只能反省(reflect)自己的歷史。既然亞洲不能用,中國不能用,我們能用的字詞,就只剩下「漢文化圈」,或簡稱為「漢邦」。

 

「漢」強調了華、日、韓、琉球、台、港之客觀共同特徵,即「即漢字及漢文。漢字所成之文句即為漢文;朝鮮和日本引入漢字,其思想受到漢字塑造,才能從華夏或中原學到文化、政治和哲學之思想」。[3] 故此《香港文化主義》(http://kowloondaily.com/2019/09/28/hongkongculturalismopenaccess/ )指出:

 

以漢代中,強調東亞之同源,削弱大中華民族主義之情緒,可促進東亞文化之交流,化解國仇家恨,更能有助漢邦各國重建 20 文化認同,找回自己的文化根基,以對抗全球化資本主義劣質 文化的入侵。昔者日本侵略朝鮮、中國與香港,死傷無數,故人對日本恨之入骨。若要復和,則首先要恢復對話之可能。」[4]

 

以漢代中」是建立漢文化史觀的第一步。傳統的中華民族史觀,以「中國」為中心,使外族為四夷,於是受漢文化影響的朝鮮、日本等國被視之為「臣」,其主體性被貶低。這正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漢文化圈出現「去漢化」的原因;可是,「漢文」從來不是中國專屬的文明產物。美國用英語,英國也用英語,但美國與英國是各自獨立的文化主體,他們雖然同屬一英語文化圈,卻無君臣主僕關係。同理,華夏用漢文,朝鮮用漢文,日本用漢文,琉球用漢文,台灣用漢文,香港用漢文,也不必帶有任何主從關係。反之,正正由於歷史大家曾經用漢文作為書面交流語,漢文化圈內不同文化才能有頻繁的相互文化交流和影響;縱然這些交流過程中,有些文化可能佔主導角色,但不代表他就不受其他成員影響。晚清的維新運動正是受到同樣採用漢文翻譯西洋思想的日本影響,這就說明漢文化圈的影響是雙向的,而非單向的。

 

漢文化史觀只是一個初步的概念,是《香港文化主義》引伸出來的概念,仍未完善,有待進一步研究與發展。然而,我擔心的是,若然我們未能及時建設漢文化史觀,結果香港人在只能以「香港民族史觀」去對抗「中華民族史觀」,則只是延續民族史觀的瘟疫。幻想香港人是「華夏遺民」,幻想香港人是「公民民族」,幻想香港人是百越子孫,都是未食藥的精神病人,只能提出連「低莊兼無聊」也稱不上的膚淺觀點,無法鑒古知今,只能在競今疏古與貴古賤今之間各走極端。

 

 

[1] 詳見安德烈:〈香港文化主義根治民族主義病的唯一良方(一):揮之不去的民族主義病〉《九龍叢報》,2020年4月25日。截取自:http://kowloondaily.com/2020/04/25/downwithnationalism1/

[2] 安德森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文化根基就是語言。古代社會以「神聖語言」定義文明之分界,如西方基督宗教文明以武大加譯本聖經的拉丁文定義之,漢文化圈以四書五經之漢文定義之。但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隨著新教以本土語言翻譯聖經,本土語言地位提昇,本土文學興起,宗教本來作為定義文明的權位懸空了,於是語言背後的所謂「民族精神」就將宗教取而代之。見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6), 18.

[3] 安德烈:《香港文化論》(2019年9月28日),頁146。

[4] 安德烈:《香港文化論》(2019年9月28日),頁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