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勿將教政與政治立場扯上關係

請勿將教政與政治立場扯上關係

 

中共拒絕教宗直接任命中國主教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聲稱教廷的任命制度不民主;反之,天主教愛國會的主教是中國人民「自選自聖」的,就民主得多了。此說犯下了範疇錯誤謬誤(category mistake)。民主選舉是政治制度,選舉議員或官員乃旨在處理執行公權力公共事務;但祝聖主教卻是教會政度(ecclesiastical polity),是上帝聖靈親自揀選人、授予牧職,涉及使徒承傳(Apostolic Succession,天主教稱之為宗徒統緒)等神學和教義問題,豈能與政治選舉混為一談呢?再者,天主教教政之「不民主」,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未有阻止天主教參與社會運動、推動政治民主,反而是有一群長期實行會眾制、鼓吹「政教分離」的基督新教基要派不斷阻止信徒議政和參政。因此,第一,以「民主」來衡量教政本身是範疇錯誤,無視教政背後的神學考量,跟中共一樣是以政治凌駕信仰;第二,聲稱「教會民主化」是對抗極權的最佳策略,既是有違教會歷史事實,更是對於實行主教制的教會的嚴重侮辱。

 

主教制之正當性

 

相比起現今香港基督新教流行的「會眾制」,主教制歷史源遠流長得多。主教一詞,希臘語本為ἐπίσκοπος,作監護人之意;信義宗譯作「監督」,實為較準確之漢譯。根據新約聖經,監督早已出現於使徒時代。聖保羅就分別按立了聖提多以及聖提摩太為克里特島[1]及以弗所的首任監督,[2]並於提摩太前書3章1至7節以及提多書第1章7至9節清楚列明監督的條件;上述兩段經文亦成為後來教會主教祝聖禮的指定經課之一。雖然聖經未有列明其他使徒按立監督之過程,但從從使徒之書信當中可見,在聖保羅按立監督同時,各地方教會已有其監督。例如腓立比書第1章第1節說:「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穌裏的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執事」。踏入第二世紀,當使徒逐一離世,教會的領袖就漸漸由使徒所按立的監督繼承。例如教會傳統認為羅馬主教聖紀文(St Clement)為聖彼得所祝聖,耶路撒冷主教革羅罷的兒子聖西門(St Simeon)由公義者聖雅各祝聖等。故東西方不同教會各自強調自己之使徒承傳來自特定之門徒。羅馬天主教、正教會普世聖統(君士坦丁堡牧首)以及安提阿正教會皆強調自己承傳自聖彼得,耶路撒冷正教會承傳自公義者聖雅各,而科普特正教會則承傳自聖馬可,東方亞述教會承傳自聖多馬等。

作為聖彼得繼承者的聖紀文被視作「使徒承傳」概念最早的倡議人。在其書信《革利免一書》第42節,聖紀文從教會歷史的觀點提出,使徒由基督所差派,而教會最早的監督與執事又是由使徒所差派,故有一脈相承之關係:

 

「42:1     使徒從主耶穌基督那裡為我們 得了福音;耶穌基督從上帝那裡差派而來 。

42:2 因此,基督從上帝而來,使徒從基督而來。他們都按着次序從上帝的旨意而來。

42:3 因此,他們既然領受了命令,並且從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復活得了確信,又對上帝的『道』有充足的信心,他們就帶著聖靈所賜的堅定確信 向前,傳揚福音,那就是上帝的國即將來臨。

42:4 於是,他們在鄉下、城鎮傳道,並分派他們所結初熟的果子;他們在經過聖靈試驗後,成為以後信徒的監督和執事。

42:5 他們所做的並非什麼新事,因為在許多年前已有關於監督和執事的記載;因經文某處提到:『我將在公義中設立他們的監督,在信心中設立他們的執事。』」[3]

英格蘭聖公會主教邁克爾·拉姆齊(Michael Ramsey)指出,使徒承傳包括三點:一、「全體教會真理填滿之器皿,而主教則為此過程中之重要工具」,二、「主教所行之講道、管治與任仰與使徒所作之效能相同」,及,三、「恩典藉著按手從使徒身上承傳至每一代主教身上」。[4]但主教「管治權」之大小,則歷代不一。例如,主教制的奠基人安提阿主教聖伊格那丟達(St Ignatius of Antioch, 35-107)在《聖伊格那丟達士每拿人書》第八章把主教權擴大 :

 

「爾儕俱宜從主教,如耶穌基督之依從聖父。依從眾長老,如依從眾使徒。恭敬會吏,如敬奉天主之誡命。不與主教偕,則不論何人不准為教會之事。主教暨其所派立者,來施聖餐,當視為正式之事。主教臨何會,會眾應詣其處,一如耶穌基督在何處,至公之教會,亦在其處。不與主教偕,則施行洗禮,或設相受之筵席,皆非合法。蓋主教所允者,即天主亦悅納焉。誠如是,則爾儕之所為,皆切當而正式矣。」[5]

基於上述的神學考慮,主教制原本就是不民主的制度;耶穌揀選使徒前沒有民主選舉,使徒揀選監督時也沒有民主選舉(抽籤不是民主選舉)。「選舉主教」是後期教會法演變出來的制度。因為民意授權並非牧職之考量;牧職之最大考慮,是上帝聖靈授權,而聖靈的授權,並非共產黨或是會友大會可以說三道四左右之。

反之,一旦教政民主化,則教會選舉馬上成為各派權力鬥爭的場所,令信仰問題變成票數之爭。在普世聖公宗的部分教省,「民主化」的主教選舉已經淪為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圍繞同性婚禮、墮胎議題的鬧劇,例如最近的蘇格蘭聖公會格拉斯哥及加洛韋教區主教選舉。[6]

 

「民主化教會」與極權能否介入毫無關係

 

香港聖公會教省是個親中媚共的教會,相信大家並無異議;然而,在眾多完全實行主教制的教會中,聖公宗的主教選舉方法相對是較「民主」的。天主教的主教是由教宗任仰的,而東正教之主教選舉由教區會議選出,方式各異,平信徒未必有份投票。唯獨聖公宗的主教選舉明文規定主教候選人要同時在總議會的聖品院(全體牧師及會吏組成)及平信徒院(平信徒總議會議員,由牧區會友選出)取得三分之二的贊成票方能當選;如未有人獲得多數票則流選。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就曾於2013年出現主教流選,結果花了一年時間才能選出郭志丕為主教。但較為民主的主教選舉法並沒有令香港聖公會比天主教香港教區更加支持香港民主運動。

 

今日的香港聖公會,俄羅斯的俄羅斯正教會,或是昔日的德國信義會,之所以成為親建制的「官方教會」,並不是由於教政是否民主,而是涉及「教隨國立」 (cuius regio, eius religio[7]的歷史背景、「民族教會」(national church)的地位以及民族主義情緒三項充分條件所促成;而這三大條件,其實都取決於教會本身的政治神學立場,到底教會如何理解自身與政權之關係。這點我將在討論管德田(Grundtvig)民族主義神學的文章裡詳述。

而天主教香港教區過去高層之所以能夠免於被中共滲透,正正是由於它的制度夠中央集權;在這制度保護下,天主教可以繼續維持其政治神學立場,而不受政權干預。根據《天主教法典》337條,主教人選是由教宗使節向宗座推薦、主教團建議、諮詢教區參議會意見等而由教宗任命的。第5項更言明「今後不再授予國家政權任何選舉、任命、推薦或指定主教的權利及特恩。」故天主教愛國會之自選自聖有違《天主教法典》。

 

可是,教宗制的中央集權只是保障教人不及政權滲透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若梵蒂崗甚至教宗本人本身對中共態度友好,在政治判斷及神學思考上出現嚴重錯誤,則337條亦再不是教會的堅固保障。簡而言之,中共滲透天主教的成本很高,然而一但最高的梵蒂崗被滲透了,整個教區就成了中共的囊中物。

如果我們硬是要無視神學問題,單純從政治角度考量那一教政更有效對抗「滲透」,事實上天主教那種中央集權、世界性、不民主的主教制的滲透成本遠高於一間會眾制堂會或是聯會。裁培一個神父已經非一朝一夕之事;又要假設他能夠暪天過海,當上主教甚至樞機主教,才現形是中共特務,當中過程可能已經經歷了最少二十至三十多年。當然人可以後來才投共,但天主教是中央集權的教會,不似東正教或聖公會,只要你「收賣」了一個教區主教就行了,而是要招攬遠在梵蒂崗這個主權國家的龐大官僚系統,是外交級數的滲透。但基督新教根本沒有一個中央集權的世界性組織,甚至不少「宗派」在香港的地區性聯會也是「一盤散沙」,不能控制堂會。於是中共要做的只須逐一以低成本的方式滲透不同堂會的會友教會即可。鼓勵親共者加入堂會、選堂委,決定聘用親共的牧師,根本無須涉及外交這種麻煩手段;唯一麻煩的只會堂會一盤散沙,要「逐一滲透」,很費時,所以中共才要將新教強行併入一個三自教會方便統戰。

 

事實上,教政「民主化」依然會被讓中共滲透。中共是選舉專家,基督教兩會以及天主教一會一團都搞很多選舉。或謂香港教會各聯會、總會或堂會的選舉不像中國一樣處處受監控,不能類比,但這也不足以證明中共「難以」滲透。類似的例子早已在《校本條例》下出現。《校本條例》正正就是以校董會民主化之名,迫使教會辦學團體不能再完全控制法團校董會,而要加入由選舉產生的家長、教師及校友代表,變相令學校可能因為受制於家長、教師或校友的意見,而無法完全貫徹辦學團體的宗旨;而中共亦可利用「民選校董」去推舉親共校董,於學校推動國民教育(親共人物李偲嫣所代表的「十八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就是近年比較出名的家長親共組織)。

 

最近香港浸聯會改選會長,「原會長羅慶才牧師以860票當選再度連任,相比另一參選人朱活平牧師的613票多出247票。」(見《時代論壇》的報導)這單一例子並不足以證明教會舉行民主選舉在反滲透上有任何優勢,反而更顯示在這制度下中共控制和滲透了366票(接近四成)。那到底這種民主選舉在對抗滲透上有何優勢可言?難道實行會眾制的播道會真的比起主教制度的聖公宗「較難滲透」嗎?若真的如此,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何這兩個教政、神學、禮儀傳統南轅北轍的教會都盡歸於中共的旗幟下。故此,無論是從神學上或是政治上,聲稱教政民主化就能對抗滲透,都是謊話。

 

沒有嚴謹的政治神學思想,根本任何教政一樣可以被中共滲透;任何教政都只是工具。不花時間去編寫《教理問答》,推廣社會訓導,維護使徒承傳,反而走去歌頌某一人為制度,貶低古老教會的傳統,將對抗中共之小勝歸功於人與人為制度,而不歸功於聖靈,恐怕與中共將政治口號凌駕信仰傳統無異。希望教牧或平信徒能夠在討論教政之前慎言。

[1] Smith, William, Smith’s Bible Dictionary, (New Jersey: Fleming H. Revel Company, 1975), 701–02.

[2] Eusebius, 3.4, Historia Ecclesiastica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rans. Williamson, G.A.., (Harmonsworth: Penguin, 1965), 109.

[3] 黃錫木編,〈革利免一書〉《使徒教父著作》。2020年5月4日截取自 https://bible.fhl.net/AF/readaf.html

[4] Ramsey, Arthur Michael. The Gospel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134.

[5] 《聖伊格那丟達士每拿人書》《三聖傳集》(中華聖公會,)

[6] 2018年10月原格拉斯哥及加洛韋主教鄧肯(Gregor Duncan)榮休,但由於自由派候選人Kelvin Holdsworth不被保守派接受,因而流選;直到2020年1月18日教區才選出立場中庸的皮森主教(Kevin Pearson)為教區主教。詳見 ‘New Bishop elected for Glasgow and Galloway’, All Saints Challoch with St Ninians Fellowship, https://allsaintschalloch.com/the-scottish-episcopal-church/appointment-of-a-new-bishop-for-glasgow-and-galloway/

[7] 1555年《奧格斯堡和約》(Peace of Augsburg)規定神聖羅馬帝國內諸候國有權自行決定信奉信義宗或天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