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理的香港——青城派與黃衛兵如何制止公共理性討論?

無理的香港——青城派與黃衛兵如何制止公共理性討論?

 

1927年,魯迅在香港青年會一場題為《無聲的中國》演講裡說道:「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然而,經過幾年來對香港的觀察,我才驚覺魯迅錯了——是大錯特錯。

 

但我再細想,魯迅或許沒說錯——畢竟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魯迅說中國人「總喜歡調和」,當然不適用於香港人。孔子時代的香港,魯迅時代的香港,與安德烈時代的香港,都不一樣,我沒理由隨便引用舊語而競今疏古(畢竟我不是魯迅)。但我肯定的是,今日的香港人確是討厭調和,喜歡衝突;討厭平淡,喜歡激情;討厭交友,喜歡鬥爭。沒有這種土壤,則不可能催生2019反共革命。但正正是因為這種土壤,香港才生出兩棵反革命稗子——黃衛兵和青城派。

 

革命故然依賴情意推動,這點齊克果早已說明;但革命背後必然涉及理論,而理論需要完分與全面的理性討論,否則法國大革命跟黃巾之亂無異,美國獨立與黃巢之亂無異。而應對極權,討論公共事務,就更加需要理性討論。遺憾的是,無理的香港卻無法容得下半點理性討論;唯有各走極端的偏激言辭,才能引領潮流。

 

魯迅善於描寫人失去理性的瘋癲;這樣看來,魯迅的說法似乎還是無錯。只要我們把魯迅的說法稍作改寫,把那些文筆不流暢之處改正過來,魯迅的說法好像就足以形容如今這個「無理的香港」。譬如改寫為:

 

「如今,香港人的性格只是喜歡衝突和鬥爭。如果你說,這房子空氣不流通,應打開門窗,青城派一定要推向極端,主張拆掉一切門窗牆瓦,否則皇天擊殺;黃衛兵聞之,認為觸碰門窗就是瘋癲失常,大叫『不得』。你想調和,就被雙方圍剿。結果大家無所作為,只會謾罵,門窗碰不得。只有各走兩極的主張,他們就是連合理的建議也不肯討論。」

 

魯迅的文字很浮誇嗎?當你回看這個無理的香港,你就會發現,魯迅的文字,只要稍作改動,似乎就成為對香港絕對無誤的描寫。以限聚令為例。限聚令是假抗疫真暴政,用來作為禁止示威的籍口,這是人所共知的;但當你想開展上述討論時,青城派就大聲疾呼,說「肺炎係假」、「弱過流感」,挑釁黃衛兵回嗆「出街正仆街」、「外遊害死人」。應不應戴口罩呢?這問題有可議之處,起碼我們所知正反的醫學意見同時存在。但青城派卻咒罵他人「戴口罩戴到落棺材」,黃衛兵則批鬥他人「不戴口罩係死廢老」。於是網路上就只有爭執,沒有爭論;只有發洩,沒有發表;只有批鬥,沒有批判

 

你說想開門呢,黃衛兵罵你是青城派,說你想拆屋;你說想開窗呢,青城派就罵你是黃衛兵,說你想禁錮。於是屋內只有兩種各走極端的瘋狂主張:或是房屋盡毀,或是窗門盡關。你連觸碰門柄也不行,只能白白看著牠們互相批鬥。泛民鬥城邦,城邦鬥泛民,對香港毛澤東來說,其樂無窮也;對香港齊克果來說,其哀無盡也。毫無疑問,香港的瘋狂與香港的悲哀只能以魯迅的諷刺文學表達。

 

不,這是荒謬絕倫的說法,魯迅的文字根本無法描述當前香港的瘋狂和悲哀。說到底,魯迅的說法依然是錯的,錯得離譜。既然魯迅聲稱,「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那我們豈能用二十世紀上海文人的文字去描述廿一世紀香港社會的現況呢?他說滬語,我說粵語;他是死人,我是活人。這樣一來,我們的思想就變得很偏面了,很偏激了:只能用「自己的話」,因此他人的話一蓋不能用。為何他人的話就不能用,不能引,不能吸引,不能轉化呢?何為「自己的話」?漢字的字詞和文法是你自己發明的嗎?你能不讀一書而出口成文嗎?魯迅的思想其實正是一種青城派的瘋癲,一種黃衛兵的失常,同樣荒謬絕倫。

 

故此,魯迅是錯的,大錯特錯。如果他活在今日的香港,他也只會成為屋裡其中一個無理的、偏激的瘋子。他或是要求房屋盡毀,或是主張窗門盡關,因為他以為極端的主張就能帶來調和的改革。魯迅正白痴,魯迅未食藥!調和的聲音怎能在Facebook吸引讚好?調和的聲音怎能在Telegram被廣傳?中國是否無聲,我不知道,亦不關心。但香港不是無聲,是無理。無聲,可以發聲,使之有聲;但無理,不能「發理」,使之有理。還在唱頌「試問誰還未發聲」的人,大概是嫌香港的魯迅不夠多,青城派的發聲不夠響亮,黃衛兵的發聲不夠激烈吧。

 

主後二零二零年五月五日

聖奧古斯丁受感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