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主義根治民族主義病的唯一良方(四):民族之綜合定義及其虛妄

民族之綜合定義及其虛妄

 

民族認同雖為主觀認同,然而主觀認同背後仍有客觀基礎;這正是社會學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民族作為「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原因。安德森稱:「民族是想像出來的,因為即使是最細小的民族的成員也無法認識其大部分同胞,與之見面,甚至未聞對方存在,然而在他們心目中依然存在這種共同體的想像。」[1]民族被想像為具有以下三種特性:

  • 有限(limited)。任何民族必有其界線,不會期望世上全人類皆成為其民族成員。安德森將此與基督宗教作出對比;基督宗教與民族主義正好相反,渴望福音傳遍地極、「全球歸主」。[2]正因如此,往後我們討論齊克果哲學時,便明白為何站在基督宗教立場的齊克果視丹麥民族主義主張的「基督國度」(Christendom)為異端。
  • 主權(sovereignty)。由於當代民族概念起源於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期間,當時「君權神授及封建王朝實體之正當性正受到衝擊⋯⋯故此,民族希望擺脫上帝以得到自由。其抵押及象徵即為主權國家。」[3]國家主權之重要性猶見於黑格爾哲學,往來我們將詳述之。
  • 社區(community),或譯共同體,因為民族無視實際上的社會不平等,而視大家為「同胞」(comradeship)。[4]

 

但安德森指出,上述三點之想像並非天馬行空,而是基於客觀條件的。「共同體之區分並非存乎虛假-真實性之對立,而是存乎被想像之風格。」[5]安德森發現,想像民族的最重要文化根基就是語言。在古代,各文明之分界之根據往往是根據宗教之「神聖語言」(Sacred Language):西方基督宗教文明[6]以彌撒經及武大加譯本聖經之拉丁文界定之,漢文化圈以祭祀與四書五經之漢文定義之,伊斯蘭世界以祈禱及可蘭經之阿拉伯文定義之。然而,在西方,隨著「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的興起,拉丁文的地位受到挑戰。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新教不再用拉丁彌撒經(並發展出多姿多彩的新教禮儀系統,例如馬丁路德的《德意志感恩祭》Deutsche Messe,然而最為影響深遠的是由聖公會克蘭瑪大主教以英語寫成的《公禱書》),聖經不再以拉丁文刊印。拉丁文地位的下降亦影響學術與文學著作之語言使用,例如莎士比亞用英語,伏爾泰用法語。[7]當宗教因為神聖語言之沒落而失去其地位時,歐洲各地文人就改以本土語言書寫;同時,宗教之領導位置懸空了,文人便改以本土語言背後所代表之「精神」作為新的信仰。「國家或民族」即由此誕生。故此赫德(Herder)和管德田(Grundtvig)皆以語言定義民族精神;我將在哲學論述的章節詳述之。

 

《公禱書》及《英王欽定本聖經》的英語文體對英語文學影響深遠。

 

然而,民族之「主客綜合定義」並未有削弱其虛妄的本質。民族有文化根源,卻並非民族本身;反之,民族之概念強行把文化壓下去,只作為民族的「構成部分」而存在。江宜樺對民族或國族認同的定義正好反映此問題。他稱:

 

「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族群認同是一個人基於客觀的血緣連帶或主觀認定的族裔身分而對特定族群產生的一體感,文化認同是由於分享共同的歷史傳統、習俗規範以及集體記憶所形成的心理歸屬,而制度認同則是建立於對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肯定所產生的公民認同。」[8]

 

以「中國人」作為民族認同正好反映民族概念無所不包的問題。本來,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制度認同都是獨立自存的。你看見對方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亦知他有「中國公民」之身份,這是政治認同。但這不代表此人必為「漢人」,因為漢人是種族,但一個世居黑龍江的俄羅斯族也可以是個中國公民。即使他個是「黃皮膚黑頭髮」漢人,也不代表他以漢語普通話為母語,他的語言認同可以是粵語,甚至他可能會因為成長環境的問題而以英語為母語。既然這些語言認同、族群認同和政治認同根本互不相干,為何他們能結合成一個「民族認同」呢?

中國人示意圖

安德森提出了一個報紙比喻。讓我修改一下內容,以讓港台讀者更能理解此比喻之意義。假設你打開《蘋果日報》的某版面,發現同一版面上出現以下新聞:脫北者專訪、印尼加里曼丹島火山大爆發、一宗涉及香港黑幫的兇殺案、伊朗反政府示威、南非發現恐龍化石,以及中共習匪近平演說。為何它們會被放在一起呢?「顯然地這些事件皆獨立發生,各事件參與者互不察覺到其他人物或事情之發生。武斷地包含它們,將其並列⋯⋯顯示各事件之間的關連純屬想像。」[9]

 

安德森指出這種想像關連乃由兩件隱約相關之條件引起:事件偶發之日期(calendrical coincidence)及「作為書籍的報紙與市場之關係」(the newspaper, as a form of book, and the market)。日期之所以重要,是它令事件紀錄在「同質而空洞的時間穩步向前的計時」[10]上。即使其中一宗新聞報導消失了,你不會覺得「世界消失」了。例如假設幾天後的報紙再不見有「印尼加里曼丹島火山大爆發」的報導,讀者不會因此以為印尼加里曼丹島消失了,或者火山大爆發令印尼加里曼丹島上的人死光了(否則新聞一定會大肆報導),只是暫時印尼加里曼丹島火山大爆發一事上沒有新發展「值得」報導。但報紙報導甚麼新聞,更重要的是在於其與市場的關係。報社本身固然有其政治立場、報導手法及文化品味,同時亦有其對象讀者。例如《蘋果日報》自詡民主大報,故此習匪近平有演說,當然要報導然後批評幾句,以討好黃絲讀者。

同理,政治、經濟、文化、族群、語言等毫不相干的客觀條件之所以被關連在一起而成為「想像共同體」,也是基於時間上偶然的同時存在(simultaneity)以及政客考慮受眾(「市場因素」)後作出的敘事手法。不同意識形態者,其政治目的不一,對象不一,自然就會基於不同的市場考慮而「編輯」上述客觀條件,組合成一份報紙。陳雲如是,梁繼平如是,毛澤東如是,希特拉如是——他們都只是一群發明民族的政治編輯

 

實體報紙的時代早已結束,但為何想像民族的陰霾依然揮之不去呢?因為報紙有代替品——以前是電台和電視,現在是互聯網——但民族似乎依然未有適合的替代品,而且販賣民族的政客亦致力打壓一切替代品之冒起。我一直提倡以文化自我取代民族這概念,但此舉在漢邦實在影響太多政客和社運人士的政治生計,因而受千夫所指,香港文化主義的推廣受盡打壓。誠然,西方左膠對民族全盤否定,卻未能提出替代品,根本就是與市場為敵。他們的做法猶如墨家非樂,而非如儒家以雅樂代替淫聲。為治療民族主義,士人應倡導文化主體,以取代民族認同,以把一切被民族認同捆綁的「認同」通通解放。下一章節我將指出民族主義發明「民族認同」後對個人主體性作出之傷害,總結黑格爾、管德田與赫德三種形態的民族主義,再指出他們對漢邦及香港的禍害。

[1]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6), 6.

[2] Ibid.

[3] Ibid.

[4] Ibid.

[5] Ibid.

[6] 東方的基督宗教文明,包括俄羅斯正教和希臘正教,以及生活在穆斯林統治下的東方正統教會(如科普特正教會、亞美尼亞正教會)、天主教馬龍禮教會、東方亞述教會等,則不屬於西方基督宗教文明,因為他們並非使用拉丁文,各以本國語言為「神聖語言」。例如安提阿正教會和東方亞述教會使用耶穌時代的亞拉姆語。

[7] Ibid. 18

[8] 江宜樺著:〈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5期,(1997年6月),頁83至121。

[9]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y, 33.

[10]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