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政猛於疫情,自由徒有虛名:政權利用瘟疫侵犯自由

苛政猛於疫情,自由徒有虛名:政權利用瘟疫侵犯自由

 

現實往往比電影更荒謬。2005年的電影《V煞》,正正是以2020年的架空未來作為背景。故事指極端法西斯主義政黨「北方之火」利用一場造成8萬人死亡的生化恐怖襲擊,製造人民恐慌情緒,從而贏得大選,並發明針對病毒的疫苗而獲得掌聲。英國迅速變成一個北方之火統治的極權國家,人民生活的一舉一動都受政府監控。例如女主角艾薇最初與男主角「V」相遇,正是由於艾薇違反宵禁令外出,險被特務組織「Fingermen」凌辱,幸得V將其救出。

 

今世的暴政,利用真實的瘟疫實行恐慌統治;古代的賢臣,卻會藉著瘟要求君王革除弊政。古代瘟疫流行,君王往往視之為上天降災,為免瘟疫釀成民變,大多減免徭役、寬刑省法。《周禮.春官宗伯》曰:「大札、大凶、大災、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懸。」《通典》注曰,「札,疫癘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為。」「弛懸」本指把懸掛的樂器收藏,減少宮庭宴樂;但《通典》將其意思進一步引伸為收藏兵鼓,即指瘟疫流行時當止息干戈。古人甚至視瘟疫為上天降災,故凡有疫情,皇帝必祭天祈求,甚至下罪己詔。《春秋左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春秋左傳.昭公元年》)東漢順帝即位之初,京稿大疫,於是便下罪己詔,曰:「姦慝緣閒,人庶怨讟,上干和氣,疫癘為災。」同理,古代猶太人亦視瘟疫為上帝審判,如摩西和亞倫對法老說:「求你容我們往曠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擊我們。」(出埃及記5:3)上主亦曾以瘟疫擊殺與摩押女子行淫的以色列人(民數記25:1-9)。雖然將所有疫症皆賦予道德或宗教詮釋,或為過度的主觀理解,並不一定真的是「上帝旨意」,但古人遇見瘟疲即自反其身的恐懼與罪疚,可見古人仍有相當的道德自省能力。然而,今世政權逆天悖理,遇見瘟疫,不但未有拜禱祈辭、認罪悔改,反而乘機侵犯人民的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經濟自由,甚至人身自由;當前的瘟疫暴政不僅見於極權社會(如中國)和威權社會(如香港),甚至還出現於西方的民主國家(如英國)。

 

目中無神的中國共產黨以防疫為由,進一步限制中國人民的自由,相信亦不令人意外。根據《時代論壇》報導,自從武漢肺炎爆發,全國教會被下令關門後,政府更禁止教會網上崇拜。「二月廿三日,山東省基督教兩會向各市基督教兩會發出通知,指收到「主管部門領導意見」,要求各市基督教兩會立刻停止市內網上直播講道活動、私自聚會,以及要求在不聚集的情況下用其他方式引導弟兄姊妹。」除此以外,全國各省市更以慘無人道的強制手段執行封城令,嚴禁居民外出,部分城市如武漢甚至連生活物資也要由居委會統一分配,於是產生一連串人道災難:「重疾老人絶望中從高處一躍而下,無人照看的兒童餓死在家,因投醫無門病死街頭的無名患者, 缺乏防護設備的醫護在社交媒體上吶喊求助。」

 

印度亦自3月25日起強制全國人口13億人於為期21日的防疫封鎖期留在家中,令大量貧窮人口無法工作,亦未有解釋如何分配救災補助,引起全國恐慌性搶購物資。如聯合新聞網的報導引述的一位窮人的說法:「我怕的是,在新型冠狀病毒殺死我們之前,我們就被飢餓殺死了。」由於印度實行鎖國封城令,對外嚴禁外國人入境,對內嚴禁國民街上聚集,故此政府便能以防疫之名禁止一切反政府示威,特別是自去年爆發反對涉嫌歧視非印度教移民的《公民身分修正法》(CAB)示威。

 

如今防疫以成為全球政權壓制去年由2019香港反共革命引發的2019全球示威浪潮的殺手鐧。2019年6月9日,香港因為反對《逃犯移交條例》修例以觸發一場全港大規模的反共革命,令整個城市被捲入催淚煙之中。在社交媒體的訊息傳播下,香港示威者的遊擊戰術與勇武抗爭手段迅速引起全球效法,先是七月份俄羅斯莫斯科爆發反對政府取消候選人資格的示威,然後九月埃及以及十月伊拉克的反貪污示威,十月起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玻尼維亞及智利反政府示威、黎巴嫰爭取政制改革示威,十一月起伊朗反政教合一示威,以及十二月起印度反《公民身分修正法》(CAB)示威;除此之外,本來沉寂一時的法國黃背心運動,亦因受到香港示威鼓舞而再次激烈起來。正當各國對於反政府示威苦無對策之際,中國忽然爆發武漢肺炎;而福音仍未傳遍天下之際,病毒已經傳遍全球,於是各地政府乘機以「防疫」之名禁止一切反政府示威。

 

我不是陳雲,我並非主張任何毫無根據的陰謀論,說中國是為了擺明全球各地的示威才製造和輸出病毒,更不會妄稱「肺炎為虛假」。病毒到底是實驗室洩漏還是進食野味導致,我非醫生,無從稽考;即使我是醫生,恐怕我發表了我的推論以後,又要被迫撤回文章。但部分政府利用這真實的瘟疫,假防疫、真維穩,卻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難道防疫就要必須侵犯人權嗎?南韓的疫情非常嚴重,其中由於異端新天地教會是病毒的主要傳播場所,因而南韓社會出現要求全國教會關門的聲音。然而,身為天主教徒的總統文在寅很清楚一點:他不能強制下令全國教會關門,因為此舉違憲,政府最多只能勸籲。結果,大韓聖公會及天主教首爾總教區自行宣佈自二月底起全國教堂停止公開崇拜或彌撒;日本聖公會東京教區及天主教日本東京總教區亦於三月起暫停公開崇拜或彌撒。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了保住日本經濟,一度堅持東京奧運如期舉行,雖然引起各國責難,但即使他一直被視之為「右翼」,至今仍未有採取強令全國停工、留家等嚴重侵犯個人人身自由的政令。即使是對疫情嚴陣以待的台灣,至今亦未有強制下令商店如何營運,禁止一切集會,一直都是採取勸籲的方式。世上真正能夠民主抗疫的國家,或許只剩下台灣、日本與南韓。

 

相比起日本和南韓,英國根本沒有資格自稱為民主國家。首相莊漢生(Boris Johnson)政策朝令夕改,出爾反爾,先是說不停課不停工,豈料一星期內就宣告全國停課、取消GCSE及A Level考試。先是傳出「群體免疫」之說法,製造全國恐慌,觸發搶購潮,然後就突然從愛理不理走去雷厲風行的極端,全國鎖國,禁止餐廳、戲院等商戶營業,教會停止實體聚會,禁止二人以上聚會,要求全民留家,並以警察執法,宗教聚會亦沒有豁免,侵犯每一個國民的人身自由與經濟自由。英國還算是甚麼自由民主國家呢?南韓和日本有強令全國留家以抗疫嗎?這種恐慌式的防疫苛政結果依然無法令莊漢生避免染上武漢肺炎。堂堂一個民主國家的民選首相,竟然親手濫用權力扼殺人民自由,若然下場只不過是患上肺炎,恐怕懲罰也算是太輕微吧。

 

如今,管而不治的香港,亦追隨著中共政權的步伐,以防疫為名,打壓宗教自由為實。政府宣佈2020年3月28日起十四日內,粗暴干涉營商自由,強制餐廳只能招待一半的客人,每張桌子要保持1.5米距離,而上述規定卻毫無科學根據;又禁止公眾地方超過4人集會,進一步打壓香港人的言論自由、示威自由與集會自由,甚至與親友外出聚會的自由;甚至未有將宗教活動納入豁免,變相打壓宗教自由。政府的公告令香港教會人心惶惶;即使不少教會已經自發暫停公開崇拜,為維持網上直播崇拜,每主日仍有義務事奉人員返回教堂進行崇拜直播工作。如今政府推行惡法,嚴禁4人以上集會,只豁免「工作人員」等事項,而參與宗教活動之義務事奉人員(如詩班、侍從等)是否獲豁免,政府卻未有澄清。而根據香港聖公會教省於3月28日發出的公告,「在諮詢過教省法律顧問意見後,提醒教省內各聖堂如繼續以網上形式直播或錄影轉播崇拜或信息分享,應當盡量減少現場工作人員的數目;除必須的工作人員外(必須是教堂的受薪員工或教堂外聘的工作人員,以符合政府新增規例內的第4項豁免),參與聚會的聖工人員也應限於4人之內,以配合政府之防疫措施。」(http://echo.hkskh.org/news_article_details.aspx?lang=2&nid=13279 )言則聖公會的理解為義務聖工人員不應超過4人,然而一般聖餐崇拜的聖壇侍從人員最少已須2人,未計讀經員、司禱員以及詩班,則必然影響教會網上直播崇拜之事奉人員安排。此外,由於宗教聚會未獲豁免,故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亦於3月26日公告,「決定,在未來兩星期,暫停該會轄下禮拜堂「舉行任何現場崇拜」和四月份聖餐,並取消受難節前夕的「設立聖餐崇拜」;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亦對堂會建議「由三月廿八日起,暫停在教會內舉行集體崇拜聚會至少兩週,鼓勵信徒留在家中禱告敬拜」。

 

《基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香港居民有信仰的自由。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開傳教和舉行、參加宗教活動的自由。」任何以防疫為名而對教會聚會作出不合理的行政或法律干預,恐有違憲之嫌。教會作為社會一員,故然有責任防疫;然而,教會如何防疫,應由教會參考醫學意見再根據本會禮儀及教政自行決定,政府只應規勸,而非以行政或法律手段粗暴干涉。疫情嚴重時,教會當然可以決定自行停止實體聚會,改為網上直播;但若繼續有限度維持實體崇拜,並制訂防疫指施,亦是教會之自由。如今香港政府公然假借防疫之名打壓宗教自由,先例一開,恐怕他日又有新的疾病流行,即政府又有藉口推行惡法,禁止一切崇拜活動,而我們就回到初期教會大迫害日子。

 

我所說的教會大迫害,並不只發生在香港,而正發生在全球。根據《希臘城市時報》報導,希臘正教會基西拉都主教謝拉菲姆於3月22日因為違反希臘政府的禁令,如常於主教座堂舉行事奉聖禮(Divine Liturgy,相當於新教的聖餐崇拜或天主教的彌撒)而被捕。雖然他維持實體崇拜的決定在教政及禮儀上並不妥當,因為希臘正教會所屬普世聖統牧首巴多羅買一世早於3月19日下令普世聖統轄下全球所有教區及牧區停止一切實體聚會,但希臘政府根據法律逮捕都主教一事,依然為政治干預宗教自由開了一個壞的先例。若教會以蠻不講理、踐踏醫學專業的態度處理崇拜安排,猶如那些甚麼假裝防疫專家的國師大放厥詞,亦只是正中暴政之下懷,使之更能污名化教會為一群反智、反科學、傳播病毒的「邪教組織」,為進一步打擊宗教自由提供理據。然而,如果教會任由暴政假借防疫之名剝削教會之宗教自由,主動迎合暴政的惡法,則如《六國論》所言,「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如詩篇所言,「逼迫我的、抵擋我的很多.我卻沒有偏離你的法度。」(詩篇119:157)防疫既然是醫學之範疇,立法防疫又涉及法律之範疇,而教會信徒中亦不乏醫護人員與法律人員,基督徒學者與醫護人員就應憑信仰與專業知識,據理力爭,揭露政權的謊言,「在君王面前、論說你的法度、並不至於羞愧。」(詩篇1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