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政治主權與文化自我之關係(四):戒嚴時期台灣文化意識之形成

威權統治下受威脅之文化自我

 

戒嚴時代之台灣是一明顯例子。1624年,荷蘭人入侵台灣,開始了台灣被殖民之四百年歲月,先後被荷蘭、西班牙、明鄭、清朝、日本及國民政府統治,期間「台灣原住民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面向的發展,均受到歷任殖民政府的控制,長期處於一種被壓抑和宰制 的狀態,以致於自我主體受到扭曲、變形、被取代,甚或消失。 」[1]當中以國民政府之迫害最為嚴重。統治者以「二元對立方式」建構出兩個世界:統治者之文明世界以及原住民之野蠻世界,猶如華夷之辨,猶太人外邦人之分,希臘人與野蠻人之別。當日本及國民政府兩個現代化勢力之新興民族國家入台以後,

 

「試圖將族群之間的差異抹平,企圖將被殖民地區也形塑成與『國族國家』(nation-state)底下的一部分,甚至完全融入。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區的原住民遭遇到傳 統文化的喪失、母語的遺忘、信仰體系的破壞、社會經濟生活與地位的 低落、意識上的污名,以及對政府政策的束手無策,而任憑殖民者採用 族群滅絕,強迫同化、隔離,或文化一元主義的方式等等,使原住民面 臨被邊緣化的危機。 」[2]

1950年代,「在黨國政府以其政治意識型態操作『現代化』及『同化』下的運動―新生活運動,透過這些運動雖助於原住民步入現代化生活,但過程中卻不同程度地戕害了原住民族的語言文化,更因此讓原住民在心理上覺得自卑,致形成認同的污名」[3][4]。1950年至1970年代,由於長老教會之宣教工作,大量原住民改信基督新教,令傳統信仰沒落[5]。1946年,國民政府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全面推行國語,1956年更下令禁止學校講「方言」,使原住民母語大幅流失。加上大量青年人口離鄉謀生,母語使用率急降[6]。直到1987年解嚴後才有所改善。

 

林福岳指出,控制傳媒乃殖民統治者控制社會之常用手段。在台灣之例子,可以表現於以下幾點:

 

  1. 失去傳播自主權,
  2. 沒有自我媒體,及
  3. 被主流媒體當成是「他者」[7]

二次大戰以前並沒有專為原住民服務之傳媒。直到1947 年 6 月 1 日,中華民國台灣省政府民政廳為了政令宣傳,才建立「台灣廣播電台」,然而用的語言竟然是日語。直到1976 年 8 月 30 日復興廣播電台分台開播之節目《山地農村》才首次出現原住民語言,然而,該節目卻是以國語播音為主,排灣族語與布農族語翻譯發音為輔。直到80年代,原住民運動發展起來,對於母語流失之問題關心增加,行政院新聞局於1984年才在所屬之山區復興廣播電台,以阿美族語、泰雅族語、排灣族語、布農族語、鄒族語等五種語言,廣播原住民節目 《青山翠嶺》[8] 。然而節目和媒體本身都是由殖民政府設立的,而非由原住民自主管理,直到解嚴後才改變。

 

1993年是一轉機。行政院新聞局和交通部於該年宣佈開放廣播頻道。1999年,法人蘭恩文教基金會成立了為純屬服務達悟族的「蘭嶼廣播電台 FM99.5」,是第一個專為原住民服務之電台。自始以後,原住民電台慢慢發展起來[9]。2006年才出現原住民電視。平面媒體歷史則較早,如1983年之雜誌《高山青》,以及1985年的《蘭嶼雙週刊》 等。要留意的是,傳媒之自主權之所以漸漸向原住民開放,是因為解嚴後的政策轉變。然而,同時原住民對自身文化認同之醒覺也有作用。「原住民思考到過去做為被政府「服務」對象的傳播關係」,因而爭取「轉換成為傳播的主體」:

 

「原運時期台大學生所 編纂的《高山青》,可謂是原住民自主傳播的濫觴,由知識份子透過文 字力量,經由媒體進行族人和外在社會共識的動員。此舉動不僅僅是應 運原運需求而製作的刊物,而是有意識地體會到媒體的運作不能單向地 由掌權者操控,反抗者及運動者也同樣有權力使用媒體來推動目標的達成,同時更展現了原住民意欲擺脫被持續殖民掌控的強烈企圖。 」[10]

 

原住民在政治氣氛漸放鬆之時,發動了以下運動:

 

一、正名運動(1983~1997)

  • 在法律上確立「原住民族」一名,取代「山地同胞」此稱呼;
  • 在法律上承認原住民族姓名,推廣原住民恢復原住民族姓名
  • 民族名稱之確認
  • 恢復傳統地名

二、還我土地運動(1988~1999)

 

另外還有蘭嶼反廢核事件、部落主義、爭取自治權、民族議會等[11]。要留意的是,正名運動與還我土地運動其實都是提昇文化承受力的抗爭方式,目的是搶回原住民文化原有的文化資源:故有土地、族名等。

 

台灣原住民本身的文化承受力不足,需要不斷改善和提昇。語言是一大問題:長期以來也未有普及而統一之書寫系統。荷蘭時代之新港文書及1968年基督教聖經公會以羅馬拼音編寫之原住民語言聖經,都只是被局部使用之書面語言系統。原住民一直沒有發展出自己獨有之文字系統,只是借用羅馬拼音、漢字拼讀、日文假名及 注音符號等書寫方式。直到1994年,教育部才委託中央研究院李壬癸教授編訂「中國語文臺灣南島語言的語音符號系統」,將原住民語言書寫系統基本統一起來。原住民語言教育也是1987年解嚴後才受重視[12],如下表所示:

 

[13]

 

身為校長的原住民林光明特別重視原住民語言之文化建制,他在其論文詳細研究當前台灣「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之發展。語言教育、語言學術化及語言普及化是台灣原住民重建文化自我的重要手段。

 

在台灣原住民之例子,其文化災難就是:國民政府入侵,推行新生活運動以及國語運動,以「中國人」之民族認同及文化認同取代原住民文化,消滅文化差異。其實原住民文化之危機性甚高,因為(1)長久以來沒有文字紀錄(拉丁化文字是近代的事情),語言及史料保存不足,(2)公共場合及傳媒甚少使用母語,(3)由於經濟發展,青年人口離鄉,文化傳承薄弱,等等。然而,原住民的自我覺醒使他們不段提昇本身的文化承載力,方法就是搶回文化資源。他們的抗爭方式完全可以用金歷嘉的理論建釋。

要留意的是,台灣原住民面對是一個漸漸開放的威權政府。直到第一次總統直選後,台灣已經脫離威權統治。而台灣原住民為自身文化所作出之大型抗爭,也是出現在解嚴後。相對於台灣本省人的反抗行動,其實原住民也不算很激進。整過捍衛文化自我過程,是雙向的、互動的:威權統治之壓制放鬆以及文化社群之反抗加強,此消彼長。而且由於台灣原住民之文化承載力弱,所以在整個原住民抗爭中,他們必須具有很強的意志去投入資源,搶回文化資源,提昇文化承載力。

 

外來之威權政府為了維持單一文化認同,打壓本地文化認同是很正常的。消滅語言是常見之手段。然而,威權政府由於沒有獨裁政府對於國家操控得那麼緊,相對比較容易改革,一旦出現空隙,本地文化認同就有機會再次成長。只是,同時文化社群必須有很強大的意志去復興文化,並且要相當長時間的投入,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教育、語言等下很大苦工。然而,要完全恢復過去的文化社群是很困難的。即使是司馬庫斯這些成功的部落經濟社群例子,他們也無法像以前那樣在山頭狩獵。原住民也不可能脫離中華民國獨立建國,因為他們分散。至今,原住民語言依然不是官方語言。原住民建國實在是遙遙無期的目標。

[1] 林福岳。<主體性的呈現,傳播權的實踐─ 台灣原住民族自主傳播的發展歷程>。《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第十一期。2012年6月。頁3。 http://www.tips.url.tw/publication/11-01林福岳-主體性的呈現.pdf

[2] 同上。

[3] 海樹兒・犮剌拉菲。<原住民參選立法委員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2007年。頁253。http://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34594/14/59501214.pdf

[4] 謝世忠。《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台北:自立晚報。1987年。

[5] 同上。

[6]  何光明。<台灣原住民族語政策發展研究-以語言權觀點探析>。 http://conference.masalu.org.tw/webadmin/upload/台灣原住民族語政策發展研究-從語言權觀點探析-何光明.pdf

[7] 林福岳。<主體性的呈現,傳播權的實踐>。《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頁7。

[8] 同上 。

[9] 同上。頁9。

[10] 同上。頁15。

[11] 海樹兒・犮剌拉菲。<原住民參選立法委員之研究>。頁260。

[12] <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教育部公告。中華民國94年12月15日,台語字第 0940163297 號,原民教字第 09400355912 號。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21127164752/aboriginal.pdf

[1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