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伊平川書:港中文化價值之爭才是戰場

駁伊平川書: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都是偽命題

 

「如果高舉香港民族主義,以『人民』、『群眾』這種眾數的單位或集體的概念去定義『香港民族』,則必定壓抑個人自由之表達。一個小社區裡沒有『民族』、『人民』,只有各個互相認識以及能夠互相諒解的『自己人』:鄰居、鄉里、朋友、宗親等。」(《香港文化主義》頁33)

 

近日,我偶然在面書上乍見伊平川於《國際》雜誌上發表〈「一國兩制」:「獨港」和「港獨」的「共同底線」〉,即拍桌驚嘆。相比起那些枉擔虛名健筆、時事評論員的游辭浮說,如此理得辭順之理論文章在香港漢文寫作界實屬罕見。然而其馬列主義階級語言,本人實在不敢苟同;故特意撰文回應,行文盡可能言簡意賅,以正視聽。

 

伊平川準確地指出了當前香港「民族主義」之爭——即民族常言的「統獨之爭」——實為偽命題。「愛國主義」的建制派主張維持「一國兩制」下的統一與繁榮,而「香港民族主義」卻要求獨立與建國。然而,兩者其實亦是在維護兩制下香港的所謂的「資本主義秩序」,只是前者側重的是經濟自由與繁榮,後者側重的是政治自由與權利(包括自治、自決或獨立)。站在左翼反資本主義之角度,伊平川斷言愛國主義與香港民族主義是偽命題,未有針對資本主義帶來的剝削作出回應。「讓奴隸們服從奴隸主的『愛國統一戰線』,和同樣要求奴隸們服從奴隸主的『香港民族主義』的爭奪,正在將香港推向深淵。」

 

「民族主義」是中共的語言陷阱

 

早在2015年,我已指出,香港民族主義與大中華民族主義其實一脈相承,只是一體兩面。中共現時唯一的立國精神,就只剩下「反帝國主義」:領導「中華民族」去反抗外國勢力入侵和干預。要捍衛「中華民族」,中共就不斷宣揚「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1],對香港亦是如此:不斷強調香港人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國勢力不得干預云云。這是中共國家精神之體現,一旦崩壞,中共就亡國了。為了維持「反帝」之國家精神,中共要成立自己的「大台」和「黃色經濟圈」,稱之為統一民族戰線[2]。而要維持統戰陣營之存在,中共就必須不斷製造假想敵,對內宣稱國家經常受到分離主義威脅,因而必須團結一致對抗外敵。中共「將所有本土運動打成分離主義」,正是此道理。[3]香港民族主義的最大問題就是完全落入中共的民族語言中,沒有自己的一套理論語言。中共推廣大中華民族主義,港獨則宣揚香港民族主義,一統一獨,使前者繼續以打擊作為分離主義的後者,以鞏固其政權正當性。

 

城邦泛民未能擺脫一國兩制之虛假二分

 

然而,伊平川卻錯誤地將泛民和城邦歸類於香港民族主義之陣營,未能看出兩者嘗試在大中華與香港民族主義之間左右逢緣之特性。主張「建設民主中國」的支聯會正代表著泛民之政治精神。中共偶然會批評泛民「搞港獨」、「分裂國家」,但這是自相矛盾的:明明人家在宣揚「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當然就是支持統一啦,正確來說泛民只不過是「反黨集團」。假使有天中共倒台了,支聯會派人去中國參選總統也大條道理,因為他們一直自稱是爭取建設民主中國的中國人。但泛民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與中共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最大差別在於,後者能夠以此建構一個統戰陣營維持自身統治,前者卻停留在空中樓閣的意識形態層面,從來沒有建設民主中國之實踐方向,亦無法為自己建立代表「中華民族」之正當性(中華民國國民黨也失敗了,更何況香港泛民呢)。中共的民族主義切實可行,泛民的民族主義華而不實,結果泛民自然無法爭取大中華民族主義之道統。

 

城邦派是泛民的變型,同樣意圖以「不落兩邊」的策略生存。城邦派意識到中共民族主義之強大,一方面無人能取代中共作為大中華民族主義的道統,另一方面宣揚香港民族主義只會落入中共的理論語言陷阱。於是城邦派決定把「一國兩制」反轉過來,變成「兩制一國」,嘗試令中共反過來落入他們的語言陷阱之中

 

「一國兩制」實為一隱約其辭之怪語。基本法第五條說,「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言則一國兩制之兩制,並非指「中國制度」與「香港制度」之別,而是被中共偷換成「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之別;中共將港中文化精神之區別偷換成經濟制度之差別

 

對於伊平川這些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他們並不會認為這是個問題,因為他們否定文化精神之存在,認為文化只是社會經濟制度之體現。故此,伊平川亦使用中共之套語,認為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國是社會主義社會。無論是建制、泛民、城邦還是港獨,亦致力維護香港之資本主義制度,因為他們各自透過此制度而得益,故此反資的伊平川對他們皆予以嚴厲批評。然而,如果我們把香港與中國之差異說成是政治經濟制度差異,那麼港中之間的界線就變得非常模糊。當前的中國大陸真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嗎?貪污腐敗、投機炒賣、囤積居奇、官商一體;如齊澤克所說,當前的中國是世上最大的官僚資本主義國家。如此一來,基本法所言之港中之差不早已名存實亡了嗎?香港實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中國實行官僚資本主義,兩地早已實行資本主義了,還有甚麼兩制可言呢?豈不是大條道理搞中港融合和大灣區呢

 

城邦派及其盟友之問題在於「有器無道」:只知社會與經濟之器,無哲學與文化之道。他們知道一國兩制的核心其實是維護香港之資本主義制度不變,故把一國兩制反過來當成香港的條護傘,將一切香港價值扭曲成膚淺的資本主義價值,如將永續基本法的意義落在「保住你層樓」以及把香港人的核心價值說成是「唯利是圖」,用詞充斥著一種白丁土豪的財大氣粗。本來,2016年誕生的香港文化論是他們的救命草,能夠及時為他們提供文化與哲學之價值論述,將「兩制」之討論由膚淺的經濟差異扭轉為文化差異,但他們結果選擇背叛自己原來「文化建國」的路線。沒有哲學思想,不僅是他們的死症,亦是香港人的死穴

 

城邦派故然知道「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與他們原來主張的華夏文化建國相去甚遠,但他們卻由於欠缺哲學理論而回天乏術,始終無法擺脫中共設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之虛假二分,一直只能講「發大財」;而他們的經濟論述亦未能與其民間信仰整合成一思想體系。他們所宣揚的釋道民間信仰(大鵬金翅鳥之流)無助他們建設哲學思想和倫理價值,反而得罪一神信仰的基督徒和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士大夫。他們甚至視耶儒價值為根基的香港文化論和香港文化主義哲學為威脅而拒之門外,因為神哲學難免威脅民間信仰,而民間信仰卻是他們部分政治領袖僅有的正當性依據。因為欠缺有系統的思想整理,他們自然不能像基督宗教一樣有一套簡明的福音向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宣揚。他們的問題從來不是「不入屋」,而是「不信耶穌」

 

真正港中差異是文化差異而非經濟差異

 

對於伊平川一路之國際主義「真左翼」來說,文化差異皆能還原成社會經濟條件,因為他們相信所有文化價值皆由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例如孔子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只是封建階級社會之產物,如今封建制度蕩然無存,孔子正名之說在他們眼中自然也沒意義了。同理,港中差異對他們來說亦是毫無意義的;在他們的反資本主義革命之中,全世界工人階級都是受資本主義剝削者,所以他們對文化傳統之問題毫不關心。

 

然而,香港當前的革命絕非共產革命,而是反共革命——更準確的說法是反中共革命,是香港文化主義的其中一步。為何我們以「反共革命、香港復興」為口號呢?此處所言的香港復興,不是指經濟復蘇,而是指道德價值復興。《己亥剿共宣言》對經濟問題甚少著墨,因此宣這是一份傳統的儒家檄文,是站在宗教與道德的立場上批評中共「罊竹難書,天理難容」;因此,港中之別,就是文化價值之別,而此文化價值並非美感或品味之差異,而是道德信仰之差異。這道德信仰從何而來?從歷史傳統而來。中共竊國,但我們的「先祖尚知禮義、恥與為伍,南遷香港」,四九年之後中國的教會辦學團體紛紛來港,所以我們從小才能有機會學文言、讀孟子,進教堂、看聖經。我們不必對我們所學的一切價值照單全收,因我們擁有選擇價值的自由意志;但我們卻無法擺脫這些價值對我們思想之影響。而中國大陸長大的人卻沒經歷我們香港人所經歷的文化傳統,因此與我們存在道德價值之差異。中共卻忌畏香港的道德信仰,視之為對其意識形態之威脅,故決心消滅香港的道德信仰,在香港進行文化大革命。故此我們必須反共。

 

香港文化主義之棋高一著,在於完全跳出了中共的一切理論語言,使中共陷入完全失語之處境,只能無力的以一句「這是封建迷信」作回應。但我們這些香港文化主義者應時刻提醒自己:反中共只是我們其中一個任務,我們最終目標是確立以「華夏基督信仰」為核心之香港文化自我,故此除了中共以外,往後我們還要面對很多敵人。以色列人入迦南,要殺的不只是非利士人,還要提防近親以東人。我們應時刻自省,確保自己思想正確,才能朝著正確的方向繼續奮戰。

[1]安德烈著,<中共為何害怕自己想像出來的港獨>,《聚言時報》,2015 年6 月6 日。2017 年5 月19 日截取自http://polymerhk.com/articles/2015/06/06/16553/

[2]建構「統一民族戰線」以對抗「帝國主義侵略」,從而維持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一般認為是列寧首度提出的;然而,根據《列寧文集》,列寧僅在1921年12月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統一戰線的策略的決定草案〉一信中表示「贊同季諾維也夫、拉狄克和布哈林三人提出的路線」,可見統戰一概念並非由他本人提出。見《列寧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 安德烈著,<中共的決擇–香港永續自治還是獨立? >,《本土新聞》。2016 年8 月17 日。2017 年5 月19 日截取自http://www.localpresshk.com/2016/08/choice-of-p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