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19年反共革命之國體問題

香港2019年反共革命之國體問題

 

《周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干寶於〈晉紀論晉武帝革命〉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然而,何為天命,則無定論。成王敗寇,故《湯誓》必稱商湯討夏桀為順天,《泰誓》必言周武伐商紂為應人。此正是新儒家哲學家牟宗三對中國政治思想之批評:中國只有治道(philosophy of governance),卻無政道(political philosophy),故不能為改朝換代及皇位繼承提供客觀而合理的解說。

 

2019年六月起,香港之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抗爭演變成大規模的反共、反納粹中國革命。中國的干預,香港政府的強硬與警察的凶殘,與十八區港人親身體驗中國納粹殖民統治香港的本質:就算你二百萬人遊行,牠們一樣無動於衷,甚至會為一條破壞香港自治的惡法而向香港人開槍。然而,真正主導是次革命發展的,並非五大訴求,而是針對政府、警察、黑社會與建制派暴力的怨恨,特別是警察以催淚彈攻擊住宅區、開槍意圖殺人、強姦被捕者所觸發的怨恨。

 

怨恨是一種情意(passion)齊克果於《兩個時代》稱革命時代為熱情之時代。誠然,革命往往是由熱情而非理性所推動。情意是主觀的,故然缺乏客觀理性。你被熱水燙傷之際,那有閑情去思考水滾背後的物理學原理呢?被熱水燙傷而不叫痛,反而去思考物理學,這才是不合情理。孟子說「乃若其情」之情,正是在指實情、情況。革命並非進行理性思考的場合。

 

若單從情意考慮,2019年的香港反共革命,與四千年前的湯武革命本質無異,都是一場民怨大爆發的群眾事件。問題在於:商湯和周武王即位後,雖然進行了片面的政治改革,但湯武革命的本質只是一場易姓革命,只是朝廷換了皇帝而且。周公的政治改革還算是一場由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的制度改革;明太祖北伐,總算是一場民族革命,使漢人擺脫殖民統治,恢復文化與民族主權。但漢、唐、宋之易姓革命卻未為社會帶來如此根本性之變革。若然革命的結果只是換了獨裁者,而獨裁體制不變,那只是一場沒有帶來變革的革命。

 

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論》把國體(國家民族主權)、政體(政治體制)與皇統(皇室血統或當權者)三者作出區分;此區分正好用於革命之上。民族侵略,如蒙賊、清狗,日本侵華,即為滅他人之國體;反抗侵略,即為重光國體之起義。政制改變,如由專制改為立憲,君主改為共和,即為政體變革之政治革命。至於改朝換代,僅為皇統更替之易姓革命。易姓革命不曾發生於日本,故日本天皇萬世一系;然而,易姓革命卻是華夏和朝鮮的歷史常態,反之政治革命甚希。

 

然而,香港當前的反共革命與華夏社會的易姓革命存在根本差異。香港當前之反共革命,並非純然更改皇統之舉事,亦非全盤否定建制之政體變革,而是一場國體變革。故然,恢復死刑,清算全體香港政府官員及警察,是抗爭者的共識,然而這只是革命目標的其中一部分。我們不是要取代黑警而成為黑警,而是要黑警絕對的死全家,永不超生,從此身上沒有人再以黑警的形式存在。當然,民主自治是政治改革;然而,爭取民主自治卻並非爭取廢除當前香港實行之小憲法「基本法」,而是要掃除一切阻礙基本法民主自治承諾實現之政治力量。故政體之變革及皇統之更替,皆不足以形用香港反共革命之本質。

 

香港2019年反共革命之本質為一場由仇警情緒主導的國體革命。目前香港的國體,實為一中國法西斯殖民統治下之警察國家。得到香港政府及中國政府撐腰的警察和黑社會,肆意威嚇、毆打、姦淫甚至殺害平民。若不變革國體,即使實行民主選舉,警察國家亦能用暴力手段操控選舉結果。

 

變革國體,在乎憲政,廢除警察國家,徹底落實基本法所承諾之民主自治,拒絕中國之干預,此之為己亥反共革命之首要目的。學者無需杞人憂天,擔心革命熱情失控,革命成功後會有暴政發生;因為仇警情緒正好導向至推翻警察國家,實現香港本來應有之憲政。故此香港之政體變革,並非捲土重來的新政制,而是恢復應有之憲政,馬上修改或廢除一切抵觸香港民主自由之惡法,包括公安條例要求申請集會遊行不反對通知書之限制,並根據憲制去清算所有官員、建制派、黑社會和警察。故香港國體大變,而政體小改,則當前革命前線和後勤之年青志士,皆得在清算反革命分子後封候拜相,然而因其受制於憲制框架而不會成為新的黑警、新的建制滾或新的共產黨。

 

2019年香港反共革命是國體變革,旨在實現自治民主,終結中國共產黨殖民之警察國家。凡反革命者,即為中共奴才、香港敵人,當受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