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社運可以傳福音嗎?

參與社運可以傳福音嗎?

 

自從2014年雨傘革命爆發、旺角佔領區建立小聖堂以來,香港教會足足經歷了五年的時間,才接受教會應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主張。相比起台灣和南韓,香港教會的公共神學與社會訓導發展明顯滯後;然而,從雨傘革命到今日的「反送中」(或稱香港憲法保衛戰)短短五年間,教會由普遍盲目高舉「政教分離」,演化成主動走入被壓迫者之中,已經算是信仰上的突飛猛進。浸聯會等大宗派聲明反對逃犯條例,教會主動開放作為示威者休息站等,令基督宗教在香港社會的形象大大改善,漸漸洗脫「離地」、「建制」和「保守」的污名。於是就開始有教會急功近利,希望能夠乘機把二百萬示威者吸納為會友。

 

教會求增長是無可厚非的,因福傳是信徒的義務,是上主的吩附;問題在於福音派的傳福音手法太絆倒人了;這也是過去十年香港教會的負面形象的成因。近來很多人留意連登和高登的示威行動討論,當中不乏讚揚基督徒積極動員參與抗爭的帖文,但如果你細心考古,就不難發現,身為社運討論平台的「兩登」過去是反耶的基地,充斥大量恥笑基督宗教(特別是福音派和靈恩派)的帖文。

 

為何過往教會在社運場合如此不受歡迎呢?我不直接答你,我也例子答你。2014年10月,我在旺角建立了小聖堂,並時常在小聖堂駐足。有一天,有兩女一男的靈恩派基督徒忽然到訪。他們說要來「關心」旺角佔領區的示威者。我說我是管理小聖堂的堂吏,他們竟然就要向我「傳福音」了,問我是否認識耶穌(這就是說,他們暗示我要「重新得救」,認為我不「正統」了。當時小聖堂是合一的團體,聖堂內有大量東正教聖像畫,經常有基督徒前來批評我們「拜偶像」),有沒有「得救確據」。於是他們三人被我這神哲學博士生訓斥了一頓,我教了他們一堂加爾文主義和亞米念主義的救恩神學,結果他們面如死灰的逃之夭夭。他們應當慶幸預見的是我,不是在山東街前線跟警察拼命的示威者。試想想,一群正被打得頭破血流的示威者,忽然遇見幾個衣著光鮮的基督徒對他說「信耶穌得永生」,問他們「你有得救確據嗎?」,示威者會有何感受呢?

 

小聖堂的使命源自於2014年烏克蘭革命;當時烏克蘭人為推翻親俄政府,爆發大規模示威,期間警察開槍射殺示威者,引起大規模反抗。烏克蘭正教會(基輔牧首)、烏克蘭自主教會、烏克蘭天主教會及烏克蘭信義會等教會神職人員走上街頭,為示威者設立小聖堂,供人休息、祈禱,主持事奉聖禮(聖餐)、告解甚至喪禮(約有一百名示威者喪生),甚至還走到前線阻止警察動武。他們沒有在街頭開佈道會,沒有問示威者「你有得救確據嗎」。他們沒說半句三福四律,但他們身體力行已經足以為基督向世界作見證。他們只是遵照耶穌一句簡單的教導:「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5:16)

 

福傳不一定要開口說話(再者,開口的話也要用腦,而不是隨口問人「你有沒有得救確據」);「作見證」已經是很好的福傳。當教會走進人群,向社會表明教會關心公義、關心社會,向被壓迫者伸出援手,不割席、不篤灰,與抗爭者同行,這就是見證基督。耶穌從來沒有與「勇武派」的奮銳黨聖西門割席;即使祂不認同聖彼得用刀傷人,亦沒有篤灰報警。旁人得見基督徒行公義、好憐憫的見證,自然會被基督信仰所吸引,歸向基督。當他們主動走入教會,欲了解信仰之事,教會就向他們解釋教理,在適當的時候在適當的事情。

 

然而,基督徒亦不應自視過高,認為只要自己在社運前線衝擊一下,就能夠使萬民歸主。如康德所言,真正的道德行為是無條件的。當然我們希望萬民歸主,然而我們之所以參與社會運動,僅僅是為了實踐上帝的公義;至於結果有多少人受聖靈感動,因著我們的見證而歸向基督,並非我們能掌管之事。難道好撒馬利亞人拯救那重傷的猶太人時,會思考那猶太人的信仰是否純正嗎?即使耶穌治好了十個痲瘋病人,也只有一個撒馬利亞人回頭俯伏基督,歸榮耀予上帝;其餘九個人,領受了恩惠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耶穌也沒有計較。既然如此,教會亦不應計較有多少抗爭者最終受洗加入教會了。

 

《公禱書》封底禱文寫道:「聖善之主歟,求主教我等依主所應得者服事爾,使我等施與不計代價,奮鬥不顧創傷, 勞苦不求休息,工作不望報酬, 祇知順從上帝之旨意。 此賴我主耶穌基督而求, 阿門。」真正的福傳乃是無條件的道德實踐,好讓他人能夠主動的歸向基督,而非躲在遠離警棍、催淚彈與胡椒噴霧的聖約翰座堂裡,辦一場離地的祈禱會,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耶利米書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