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憲政解決香港之不均與不安:駁沈旭輝「後物質」謬論

正德利用厚生,解決香港之不均與不安:駁沈旭輝「後物質」謬論

 

擁抱大灣區的建制派國際關係專家沈旭輝教授於7月15日撰文〈後物質少年時代:他們激進嗎?〉,扭曲當前世界及香港之政治矛盾為一場「物質世代」與「後物質世代」之爭。世代之爭之荒謬,已有不少人批評(例如香港護憲運動,法國黃背心運動,英國脫歐等,皆不乏中老年人身影),我不在此重覆。身為哲學家,我更關心的是「後物質vs物質」此虛假二分。本文將指出,當前香港人所追求的價值問題,並非「後物質」;反之,價值追求必須體現於具體生活之上。本文並非提出新論述,只是將傳統的儒家「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之道,結合存在主義淺釋之。

「後物質」乃偽命題

 

沈旭輝引用Ronald Inglehart所提出的「後物質」概念,認為:

 

「由於社會的物質生活已相對富足,即使解決了「土地問題」,也不代表解決了一切,新一代會轉而追求民主、人權、自由、尊嚴等價值觀。就算不談這類普世主旋律,很多朋友除了年輕人、還包括不少同輩翹楚,都在體制下感覺不被重視,尊嚴受損,這是客觀存在的『情感政治』。」

 

由是觀之,沈旭輝假設「民主、人權、自由、尊嚴等價值觀」以及「尊嚴受損」的「情感政治」與物質生活對立。然而,依存在主義之父齊克果(Kierkegaard)之看法,情感或情意(passion)根本不可能脫離存在處境,必受制於物質。每個人都是有情者(passionate),一方面受制於物質,另一方面卻擁有精神的超然想像力,故人是「既有限而無限」之存有。根據心理學家沙赫特(Stanley Schachter )和辛格(Jerome E. Singer)提同出的二因情緒理論,情緒乃由處境誘發;此主張早已見於華夏哲學,如佛教《瑜伽師地論》云「順樂諸根、境界,為緣所生」。

 

政治即治情:物質精神不可二分

 

儒家強調情意為人之本性,故禮治重視治情;如欲治情,必須由治理物質入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禮記.禮運》)但真正提出一套「治情」、「養情」政治哲學的儒者是荀子。荀子曰:「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荀子.天論》)故此,對荀子來說,政治之目的在於養情。「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

 

荀子一說正是呼應《尚書》所主張的「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以及「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書.大禹謨》)正德不是抽象的普世價值;儒家倫理學重視道德實踐,真正的「正德」必須體現於安穩之物質生活。故《左傳》成公十六年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即使孟子無荀子之「治情」主張,亦認同尚書的觀點,認為道德價值的實踐不能脫離具體的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告子上》)。此處所言之「情」,或作情意解,或作情況解,但兩者皆必涉及具體的物質。因為情感誘發源自感官刺激,而存在處境必受制於物質條件。儒家政治哲學認為,仁、義、禮、智這些看似抽象的道德價值必須體現於物質之上,並非所謂的後物質。

 

然而,儒家所言之物質,並非單純的發大財,即股市升了幾多點,樓價幾錢,GDP幾高云云。《大學》主張的是「生財有大道」;儒家關心的是:人民生活是否合情合理。這直接涉及權力與資源分配問題。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季氏》)

 

香港社會:不均不安

 

今日的香港社會不寡不貧,卻不均而不安。為何不均?資源集中在少數大財團與權貴手上,故不均。為何不安?威權政府以警察暴力恐嚇士庶,故不安。普遍人民困在幾百呎的斗室,長時間工作,百物騰貴,沒有享受生活的閑情,這都是具體的感受,而這具體的感受正源於物質。但由於社會並非人人皆得厚生、得利用,故德不正。既得利益者未受苦,故無法理解被逼迫者的憤怒。被逼迫者未享樂,故不能明白既得利益者的歡樂。這才是當前香港政治矛盾的核心所在。

 

民主自治、自由憲政,是解決不均、不安的唯一方法。為何二百萬人上街也無法迫使香港政府倒台、立法會解散,反而換來更多的警察武力鎮壓,為社會帶來更大的不安呢?原因很簡單,政府和立法會都不是普選產生,而是受中共政權操控的,香港人與政府之間存在嚴重的權力不均。故然無須理會人民的感受,肆無忌憚的為人民帶來不安。故此,民主自治,為求均等;自由憲政,為求平安。甚麼後物質、世代之爭,都是轉移視線,無視存在實況的廢話,必須予以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