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理非的前世今生(一):馴化港人

【和理非的前世今生】宋斯庭

 

六九遊行過後,我刻意寫了一篇文章記低那日的心情。那天百萬人上街,一如既往,行禮如儀,和理非非。雖然早知道那日無論人數多寡,在膠化嘉年華式抗爭之下,港共只會當我們如蒼蠅,揮揮手便可以趕我們回去。所以港共漠然,那日過後,只拋下了照常二讀的回應便回去了。當初我只有想混混在遊行隊伍當中,見證歷史,感受一下香港終局最後一次的抗爭。

 

入夜後,亦為在舊灣仔警署被警察圍捕的義士悲哀。上帝眷顧,如夢幻影,黑天鵝降臨人間。網上早已有人討論過黑天鵝出現的可能:政府真正聆聽民意徹回送中、重佔金鐘雨傘再現之類的機率。黑天鵝在現實中萬中無一。幻想過後,興奮過了,就沒再想太多,直接將其拋諸腦後。悲觀之心早已預設失敗。

 

萬萬想不到的是幻想竟成真。數日後,六一二之三罷集會,重佔馬路,把二零一四年帶回來。港共施暴鎮壓,烈士相繼離去。林鄭班子對局勢民情仍然視若無睹,在悲憤交加之下,乾脆升級,攻佔立法會。議會玻璃碎裂,與七一慶典林鄭班子互相碰杯歌舞昇平之聲交叉重疊,就像呈現於平行蒙太奇一樣,在同一時空之下,創造了七一另類歷史。

 

馴化港人 前世今生

 

港人早被馴化,廿年來勇武一路一向舉步為艱。觀外國之抗爭手法,勇武抗爭從來都是家常便飯。為何勇武黑天鵝今月才出現?這就要從港人的前世今生看。香港一向都是避秦的城邦。從清朝到共產中國,戰亂災難頻頻,動蕩無間斷。為了避開戰亂,追求安穩,在英國殖民管治、相對安穩的香港,對避秦者來說,是充滿著憧憬。

 

由清朝滅亡,國共內戰到文革三階段,都是逼使大陸避秦者逃到香港展開新生活的挈機。追求「安穩」的避秦者,早已厭倦充滿「動蕩」的生活。特別於二戰後,「和平反戰」思想漫延。「香港人」這觀念出現之前,和理非之思想種子早已在我們前世,植根於香港土壤,慢慢發芽。其歷史深深刻印於我們的集體文化基因之中,使港人對社會失序,有莫名其妙的厭惡。

 

近代香港,上代人更被六七暴動與六四事件夢魘纏繞,精神創傷深藏於集體無意識之中,有失序動蕩時,更能挑起歇斯底里式情感反應。故香港有大型抗爭時,六四六七鮮血與赤共的能指,就連帶壓抑於深處的恐懼浮到腦海去。以拉康哲學看,對港人來說,天安門事件與六七暴動之類是「真實界」的事。「真實界」非能以語言去論述,其是不能直視而俱創傷性的範疇。「符號界」,與「真實界」與「想像界」有對稱關係的概念,則是人能以語言符號描述的範圍。

 

語言就是負責描述「真實界」,令其現象進入我們的「符號界」的載體。而主體就透過「符號界」內的語言去論述,從「想像界」範疇建立理想生活形態。當不可知、未能形容的「真實界」突如其來侵佔我們可以描述和已知的「符號界」,對主體而言會有極大創傷,徹底撼動精神結構。「六四」、「六七」之類未被符號化的能指就是港人集體無意識內的精神創傷。就像葉公好龍一樣,當他在已知的「符號界」碰見來自「真實界」的龍,從未想像過的事物突然在主體前出現,其創傷性使他落荒而逃。

 

故此,過去廿年,港人和平抗爭與秩序潔癖之現象,如不斷強調和理非非之道德炫耀,在安全而有限的範圍內,卑躬屈膝,懇求中共賜予民主自由之類,就是源於歷史帶來的創傷。縱使他們未必知道,上一代人是極害怕在六四與周街炸彈的時代於香港再現,故也害怕真正以生命與拳頭,保家衛國。以明哲保身為借口,高雅地不令雙手沾了鮮血去華麗抗爭,以淹蓋自己犬儒無勇的本質。「大型抗爭」、「勇武」之能指與「中共」、「六四」、「天安門」之類的能指,是連帶情感互相扣連的。是以香港人的形上精神於形下抗爭現象就這樣呈現了二十多年了。

 

港人在零三年以五十萬大遊行擊倒廿三條之後,以為和平抗爭是安全而萬試萬靈的藥。直至六月有聯署簽名、一百萬、二百萬人大遊行之類,和和平平、秩序井然的,政府依然漠視訴求,對撤回條例無動於衷。港人才逼不得以質疑所謂和平抗爭的成效,以及公民社會制衡政權的影響力;也逼不得以發掘體制外抗爭的「第三道路」,重新考慮接受勇武與血。

 

人心如白紙的年青抗爭者、沒被這些創傷阻礙精神自由的一群人,於金鐘和立法會兩役,肯定了勇武抗爭與和理非抗爭互相配合的必要。那一刻香港人的潔癖魔咒解開了,上一輩理解到下一輩被逼以死相搏的動因,下一代亦為上一代將不可直視的「真實界」能指化,勇武抗爭的能指化成符號界的一部份,將武力抗爭帶到生活的一部份。壓抑了的概念能指化,令其解放於意識層之中,使創傷治癒,去除夢魘而重獲精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