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邊沁與艾耶比較休謨之道德哲學觀點(二):邊沁之效益主義

邊沁之效益主義

 

「自然將人類置於兩個主權者,即痛苦與快樂,管治之下。只有此兩者指出,我等應該做什麼,決定我等將會做什麼。對錯標準、因果關係,皆緊扣於此兩者之寶座。此兩者管治一切我等所做、所言、所思:一切我等可以做之氣力,力圖擺脫受到此兩者管治,皆將會表明與證實此一點。」[1]

 

邊沁與休謨相同之處在於,視快樂與痛苦區分出道德價值。不過,邊沁與休謨不同之處在於,邊沁不以判斷者之感情為道德基礎,而以「效益原則」為道德基礎。

 

「效益原則」,即以促進或者阻礙「效益」為指標,來同意或者反對任何行為[2]。「效益」即受牽涉者之「快樂」。當行為傾向於增加「效益」,而非減少「效益」,則符合「效益原則」[3]。符合「效益原則」即人所「應該」做之事情,而非「不應該」做之事情。符合「效益原則」即乃「對」,而非「錯」[4]

 

邊沁有一種計算效益數量之方式。計算個人之快樂或者痛苦數量,由快樂或者痛苦之四種特徵決定[5]。此四種特徵,即「強度」、「持續時間」、「確定或者不確定」與「鄰近或者遙遠」。

 

另外,邊沁亦有方法計算行為傾向於增加抑或減少效益,即檢視「產度」與「純度」[6]。「產度」與「純度」不屬於快樂或者痛苦之特徵,而屬於行為之特徵,用以算行為傾向於帶來快樂抑或痛苦。「產度」即帶來相同感情之機會,例如快樂帶來快樂,與痛苦帶來痛苦。「純度」即不帶來相反感情之機會,例如快樂不帶來痛苦,痛苦不帶來快樂。

 

對於行為有超過一個受牽涉者,邊沁則以上述快樂或者痛苦之四種特徵與行為之兩種特徵,加上「廣度」,計算行為所增加或者減少效益之數量,與計算行為傾向於增加抑或減少效益[7]。「廣度」,即受牽涉者之數量。

 

邊沁提出步驟用以計算行為傾向於增加抑或減少效益[8]。首先計算「廣度」,然後計算行為對所有受牽涉者於最初時間,所造成之快樂與痛苦之數量。之後,計算於最初時間之後,行為對所有受牽涉者所造成之快樂與痛苦之數量,即快樂之「產度」、「純度」與痛苦之「產度」、「純度」。最後,總結所有快樂與痛苦之數量。如果於總數量中,快樂較多,則行為傾向於善。如果於總數量中,痛苦較多,則行為傾向於惡。

 

雖然休謨判斷道德之方式與邊沁之效益主義不同,但休謨判斷道德方式之判斷結果有時或者時常會與邊沁之效益主義相同。休謨認為,人道精神植根於所有人之內心,所以無人會不關心公共利益,亦因而人會讚賞對社會有益之事情[9]。如果休謨有關心理學之命題乃真,則對於休謨而言,如果行為所增加之效益,比所減少之效益大,則會另其感到快樂,因而則可判斷行為乃「應該」做或者「對」。邊沁將此類基於判斷者感情之判斷道德方式,稱為「反覆無常之原則」[10]。不過,邊沁認為,此類判斷道德方式之判斷結果時常與效益原則一致[11]。雖然如此,但邊沁依然察覺到此類判斷道德之方式與效益原則有所不同,因而批評前者。邊沁認為,前者容易於嚴肅之情況,出現謬誤[12]。於不應該懲罰人時,則懲罰人。於應該略為懲罰人時,則過度懲罰人。

 

另外,邊沁之效益主義並不用於評價人格,而用於判斷行為之道德價值。休謨判斷道德之方式,則不單止用於判斷行為之道德價值,亦用於評價人格。

 

回顧休謨與邊沁之相同之處,兩者皆以快樂與痛苦判斷道德價值。休謨與邊沁判斷道德之方式皆屬結果主義,即行為之道德價值,取決於行為結果。不過,對休謨而言,行為結果在於判斷者之感情,而邊沁則視行為結果乃所有受牽涉者之快樂與痛苦數量。

[1] 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New York: Hafner Press, 1948), p. 1

[2] Ibid., p. 2

[3] Ibid., p. 3

[4] Ibid., p. 4

[5] Ibid., p. 29

[6] Ibid., p. 29-30

[7] Ibid., p. 30

[8] Ibid., p. 30-31

[9] 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p. 75-76

[10]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p. 13-16

[11] Ibid., p. 18

[12] Ibid., p.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