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之死是基督宗教本色化之死

香港之死是基督宗教本色化之死

 

兩年前我在《九龍叢報》寫了一篇文章(http://kowloondaily.com/2017/09/01/%E6%9D%B1%E6%96%B9%E5%AE%89%E6%8F%90%E9%98%BF%E4%B9%8B%E6%AD%BB/

),稱香港為東方安提阿,曾經取代了澳門,成為基督宗教在華夏文明的福傳中心。東方安提阿的歷史發展,大概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一)1842年至1949年的大陸時期,除日軍侵華及太平洋戰爭打斷了教會發展外,香港基本上作為傳教士進入中國的踏腳石。(二)1949年至1984年的本土化時期,香港成為中國各個教會宗派組織和機構的避難所。(三)1984年至2014年的海外時期,中英談判後香港人因恐懼主權移交而移民,香港教會亦隨之而在海外建立移民教會。(四)2014年至今的死亡時期。我非教會史專家,首三個時期的詳細內容不能在此文論述。但我想從神哲學的角度,討論兩點:

 

  • 為何2014年雨傘革命後,香港教會亦隨香港面臨死亡倒數?
  • 香港這個東方安提阿之死又有甚麼意義?

 

我的答案如下:

 

第一,香港無法走出基本法2047年大限的政治經濟危機,香港教會當然不能置身事外。這道理很簡單。

第二,香港作為東方安提阿之死是一場文化災難:作為中華基督宗教繼承者的香港本是基督宗教本色化、華夏化的僅存基地。香港之死代表華夏基督文化之死

 

本文將先簡述第一點,再集中討論第二點。

 

基本法2047年大限就是香港的死亡日期

 

今日香港部分宗派,依然保留其「中華」或「中國」之名稱,如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也有些宗派在名字上「本土化」了,例如中華聖公會港澳教區變成了香港聖公會教省。但這些宗派為何要在1949年後與中國的母會脫離關係,或是從中國逃難來港呢?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在其網站以一句「因中國大陸政治形勢的改變」而輕輕帶過[1],實在是文過飾非。中共建政後,中國政治、經濟、法律通通陷入一片混亂。中共無理地強行驅逐絕大部分外籍傳教士,並強迫各宗派教會與海外教會斷絕關係,又強奪教會財產,沒收教會學校、醫院等社會福利機構,教會才要被避逃難至香港。

 

香港之所以成為教會的避難所,是因為港中區隔,特別是政治和法律上的區隔。港英政府實行普通法,尊重宗教自由,而且政治局勢相對穩定,政府甚少干預教會運作(反之,台灣教會在五十年代馬上就捲入國民黨的政治鬥爭裡了;至今台灣教會政治仍無法脫離藍綠陣營對立),因此那些來自中國的難民教會應夠落地生根。

 

九七主權移交後,本來根據基本法,這種區隔理論上依然存在——「香港現行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但最大問題在於「五十年」的期限。這期限清清楚楚的寫在基本法第五十條之上。也就是說,牟宗三所預言的「各報社都會停刊、教會辦的中等學校也要停辦,五星旗一掛大家都走了」[2],將成為事實。當香港失去基本法的保障,宗教自由故然會變得富有「中國特色」,而且教會財產亦會成為不承認私有財產權的中共的囊中物。除了中環聖約翰座堂獲永久地權外,現時香港絕大部分土地業權,包括教會物業之業權,皆屬政府擁有,故此所有地契到有限期。2047年後香港法制不明,地契是否獲得續期成疑;教會物業被收回並非危言聳聽。香港教會卻毫不察覺這迫在眉睫的危機,反而爭相依附權貴,為中共發聲,譴責抗爭。他們彷佛已經忘記了先賢為何要從中國逃難至香港建立教會(特別是某幾個大宗派);公義的上主當然會為他們安排合宜的結局。

 

香港死了又如何?香港之死是基督宗教本色化之死

 

香港死了本來對整體基督宗教沒太大影響,但香港作為東方安提阿而消失,卻是一場文化災難:因為香港之死意味基督宗教本色化之死,亦是意味華夏基督文化之死,華夏文化與基督宗教之融合正式宣告結束。

 

這要從整個中國教會史說起。雖然早於唐朝已有景教來華福傳,但基督宗教真正與華夏文化(特別是儒學)發生對話,互相磨合,要到明朝末年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和艾儒略來華福傳才正式開始。當時耶穌會的福傳基地是澳門,但澳門本地留下來「本色化」、「華夏化」的痕跡其實很少,因為澳門本身不是基督信仰華夏化的實驗室。華人天主教主要在北京、南京,以及浙江(受益於「聖教三柱」——楊廷筠、徐光啟和李之藻的大力支持)和福建(受葉向高保護)一帶發展。

 

但香港的處境則截然不同。聖神修院、道風山基督教叢林、聖三一座堂、聖馬利亞堂這些華夏化的基督宗教建築,皆建於戰前;當中以道風山基督教叢林之文化意義最為特出。道風山由挪威信義會宣教士兼漢學家艾香德牧師於1930年代建立,採用中式道觀的設計,旨在吸引佛教徒和道教徒來學習聖道,歸信基督。同樣位處道風山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繼承了艾香德牧師的志願,致力推動漢語基督教神學研究。1949年中共竊國後,部分基督宗教知識分子南逃至香港;1951年由來自中國的13間基督新教大學[3]合併而成的崇基學院正式成立,並於1956年獲政府批出馬料水作為永久校址,傳承中國基督新教的教會辦學與學術研究工作。這十三間大學當中,以有「東方哈佛」之稱的上海聖約翰大學最為重要;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被共產黨解散以後,崇基學院就成為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繼承者。因此,崇基學院是香港教會繼承著著逃難的中國教會使命和精神的重要象徵。

 

從文化角度來說,香港所承傳的不僅是各個中國教會的「道統」,而且還在承傳其基督宗教本色化的使命和責任。在中國當前高度干預宗教自由和學術自由,教會宗派不能自由地及獨立地辦學、辦教會、進行社會服務以及學術研究的情況下,這種使命根本不可能得到承傳。中共所謂的基督教中國化只不過是進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化」,強行把基督宗教置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下。港中區隔的法制下本應保障香港教會避免捲入中共的政治運動之中,繼續承傳前人未能完成的信仰本色化工作;然而,如今港中區隔正在消失之中,那麼基督宗教本色化就難免與香港同死同埋葬。這才是香港之死所帶來的極大文化災難:基督宗教始終無法在華人社會裡與融合華夏文化落地生根,四百多年來歷代傳教士的努力宣告失敗。這就是東方安提阿之死的真正意義。

 

 

延伸閱讀:

刑福增:《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香港,道風書社,2008年4月)

 

[1] 〈認識本會歷史〉,基督教香港信義會。2019年4月29日截取自http://www.elchk.org.hk/hk/about-elchk/history-of-elchk

[2] 牟宗三:《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台北:學生書局,1996年),頁16。

[3] 這13間大學包括:包括之江大學(1845年成立)、華中大學(1871年成立)、華西大學(1871年成立,前校長馬臨的母校)、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年成立)、嶺南大學(1888年成立)、金陵大學(1888年成立,前校長李卓敏的母校)、東吳大學(蘇州)(1900年成立)、齊魯大學(1904年成立)、滬江大學(1906年成立)、華南女子文理學院(1908年成立)、金陵女子大學(1913年成立)、福建協和大學(1915年成立)和燕京大學(1919年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