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回顧之二: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五四回顧之二:牟宗三《政道與治道》

五四時侯提倡「德先生」「賽先生」——這兩大價值,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文化所不能容,故當時又有「全盤西化」之說。在這波反傳統的浪潮中,一班新儒家學者挺身而出,捍衛中國文化。科學民主與傳統思想,究竟是否相容?時值五四一百週年,這是個值得反思的問題。而牟先生的〈理性之運用表現與架構表現〉(收入其《政道與治道》),就是針對這個問題而寫的一篇見解精闢之作。

牟先生一開始就承認:中國文化事實上並未孕育出民主和科學。他甚至用「空無所有」來形容中國文化。他認為,中國文化其實代表了「理性的運用表現」,而西方則是「理性的架構表現」,而兩者又分別對應於「隸屬之局」與「對列之局」:「運用表現就是空蕩蕩的,一無所有的。而若缺乏了架構表現,就不能有事物可指目」。

這就好像〈大學〉所說的「人亡政息」。即使是堯舜這樣的聖賢,他們的「道」只存在於在他們的心中;他們並沒有把這個「道」建成一個外在的、不繫屬於人的制度。所以他們死了之後,那個「道」就不知在哪裡了。

上面提到很多概念,它們的關係是如何?是互不相干,還是水火不容?到了後面,牟先生又提出「曲通」的概念:「運用表現」與「架構表現」,其實是「既獨立而相關」。由前者發展成後者,是一個必然的辯證過程。(即是說,他變成與自己性質相反的東西,從而完成他自己)

理性的運用表現—->隸屬之局
↓曲通
理性的架構表現—->對列之局

現在簡單地介紹這些概念。為了顯示「運用」和「架構」的分別,我們可以把「愛民如子」的政治理想,對應於「互相制衡」的民主政治;而「物我交融」的藝術精神,則對應於「物我對峙」的科學精神。在這兩對組合中,前者代表「運用」(中式),後者代表「架構」(西式)。

運用表現的特點,是「不隔」:我不把你看成是我之外的東西。這如同熱戀中的情侶,或是呵護嬰孩的母親,他們之間的交流方式,是那「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的直接感應。在這裡,主觀的感受大於一切。這是理性之表現在人情上,具體而且親切。

與此相反,架構表現是寄託在客觀、抽象的概念上的。我透過概念來了解一個對象,這個概念隔在我們之間。(用牟先生的話來說,我把你「推出去」而「成為一個對象」):在民主政治中,我用「公民」的概念來與你交往,在科學研究,則我用種種量化的數學概念來理解自然。這與運用表現相比,不是多了一重曲折嗎?但這一步「曲通」卻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它是一個穩定的保障,可以防止「人亡政息」的現象。這令人想到康德的一段著名的話:

天真是個美妙之物,但在另一方面、極糟糕的是:它無法被妥善維持,而且容易受到引誘。因此連智慧——它平常在於行止,多過在於知識——也需要學問,並非要從它那裡學到什麼,而是要為它自己的規範爭取認可和持久性。

筆者認為,牟先生的分析不但清晰有力,而且非常富於美感。我們看他很多的原創術語,如「運用表現」「架構表現」「對列」「曲通」,就算不能馬上明白,也可以得到一個印象。而如果沒有五四運動的刺激,恐怕也不會有這些精彩的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