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哲學如何可能?

香港哲學如何可能?

 

香港有沒有哲學?當然有。新儒家第二代主要人物,如牟宗三和唐君毅,皆長期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講學。當代中國哲學家勞思光的巨著《新編中國哲學史》也是他在中大崇基學院任教哲學時寫成的。中國哲學與歐陸哲學之間的比較哲學研究,是香港對於當代哲學的重大學術貢獻。然而,上述說法僅能證明「中國哲學在香港」,只是當代中國哲學之一支,卻不能證明香港有一套自己的「香港哲學」。

 

並非所有文化皆有其哲學。一文化如欲有其哲學,則必須牟宗三先生在《中國哲學十九講》所指出的符合普遍性與特殊性。哲學問題總是涉及普遍性。知識論問「甚麼是知識」,倫理學問「甚麼是道德」,都是普遍問題。道德就是道德,知識就是知識,在英國是一樣,在日本也是一樣,在香港亦是一樣。但人在不同歷史文化處境之下,其哲學關注、問題表達方式及回答難免有差別。這就是所謂的特殊性。希臘哲學關心知識論,探討構成自然世界之基本元素;但中國哲學關心的卻是政治倫理學,探討如何治亂。雖然基督宗教和佛教都關注情欲對個人自由的轄制,但基督宗教卻以「罪」看待情欲問題,而佛教以若看待情欲問題;基督宗教以信德和基督救恩作為出路,而佛教則以放下和涅槃寂靜作為解法。此即所謂哲學之特殊性。

 

特殊性源於歷史文化處境。耶穌活在羅馬帝國治下的巴勒斯坦,自然要回應當時猶太人之處境,即律法僵化,故福音書經常批評法利賽人。孔子活在春秋之華夏,自然要回應當時禮崩樂壞、「周文疲弊」之問題,故力主克己復禮。但這不是說歷史文化決定了他們的哲學思想;歷史文化處境只是他們提出哲學思想的條件。同樣面對禮崩樂壞之歷史處境,孟子和墨子就提出南轅北轍的主張:孟子尚文武、主張仁義禮智,墨子尚堯舜、主張兼愛非攻。這種立場差異出於個人選擇,並非單純歷史文化處境能解釋。孟子和墨子都是開創思想的媒介人物,他們以其創見建立新的哲學系統。

 

然而,事實上,有其特殊哲學之文化仍是少數。以英國為例,當英國哲學欠缺對其起源(英國文化主體)之關注時,其發展自然會脫離英國文化,由「英國哲學」變成「哲學在英國」,失去其特殊性。其實過去英國是有「英國哲學」的:廿英國經驗主義及功利主義皆源於英國文化重視經驗之傳統,透過休謨、洛克、邊沁、米爾等媒介人物提出的創見而形成。然而,自羅素、艾耶爾和維根斯坦等邏輯實證主義者出現以後,當代分析哲學已經完全脫離英國文化傳統,變成一套去文化、全球化、純抽象的概念活動。

 

另一個沒有哲學原因就是缺乏媒介人物和創見。亞馬遜森林的原住民當然有文化,但除非他們接受現代化的高等教育,並產生出孔孟墨荀殿堂級的媒介人物,提出新穎的創見,否則他們是不可能發展出任何原住民哲學,因為他們未能平衡哲學之普遍性特殊性。這也是為甚麼我對於西方左翼學者那些「原住民哲學」研究很反感。上個月我在法國巴黎聽到有個紐西蘭的白人研究「毛利人哲學」,但結果呢?只不過是生硬地把康德主義,加上一些毛利人祖先崇拜的信仰,應用於討論一兩個當代毛利人社會問題。這只不過是西方殖民者用西方哲學強行把原住民思想系統化為一「哲學個案研究」而已。

 

今日有好些高度現代化的文化,正由於欠缺媒介人物和創見,而未能發展出其哲學。馬來西亞就是一個非常可惜的例子。說起文化多樣性與歷史傳統,東南亞國家裡沒有一個比得上馬來西亞。巫、華、印三族各自把伊斯蘭文化、華夏文化和印度文化匯聚在這南洋國家裡,而這三大文化皆有深厚的哲學傳統,本身就有大量哲學資源去針對馬來西亞文化建構出一套馬來西亞哲學。但偏偏馬來西亞就沒有人這樣做——或許有人曾經做過馬來西亞哲學之結構,但起碼我還未聽聞他們有甚麼成就。另一個令我擔心的是韓國哲學。過去韓國當然有哲學,來自華夏朱子學和實學在李氏朝鮮發揚光大,並漸漸就朝鮮華夷秩序下的主體性問題作出反思,脫離華夏哲學而自成一體。問題是:當代還有甚麼媒介人物傳承這偉大哲學傳統呢?有甚麼新創見呢?華夏有新儒家,日本有京都學派,但卻不見南韓有新實學或新理學。南韓學者不可以只拘泥於考據李氏朝鮮之哲學成就,必須承先啟後,才能維持韓國哲學的生命力。

 

回到建設香港哲學之問題。香港當前的問題在於:一、自身文化主體不清,故其特殊性不明顯,二、媒介人物太少,創見不足。我們不能把新儒學當成是「香港哲學」。唐君毅、牟宗三、勞思光、徐復觀等人,做的都是中國哲學,都自稱為中國人,認同中國文化,他們只是一群「在香港的中國哲學家」,他們的哲學只是「中國哲學在香港」。我對這些先生並無貶意;然而我必須指出,他們確是與香港文化疏離,並非香港哲學家。但我並不怪罪諸位先生,因為在他們的時代,香港文化主體尚未成形。勞思光先生是在2012年離世的,但2012年那時香港本土派才漸露雛型;甚至香港文化至今仍未有清晰的文化主體,指出其特殊的關懷。

 

一個文化要形成文化主體,除了要「自覺」自己與眾不同外,還要建立社區和一套獨特世界觀(即詮釋學所言之「傳統」)。但在中國每日一百五十個單程證新移民來港、小學普通話教中文等赤化殖民措施下,香港的社區已經漸漸消失。更嚴重的問題在於,香港跟馬來西亞一樣,一直未有把握其豐富的華夏文化、基督宗教及英國古典自由主義資源優勢,發展出其獨特的傳統去理解世界。故此,即使本土主義曾經令香港人擁有自覺意識,亦不足以建構香港文化。建構香港文化首先要整合香港現有的資源為一「傳統」;傳統形成了,香港哲學才能出現。

 

如何建構香港文化主體,《香港文化論》已有解說,我不在此重覆。但建立香港哲學則複雜得多,我只能簡略其大體方向。香港文化目前的重大問題就是含混不清;故此,香港哲學所關懷之特殊哲學問題,就應針對主體性的問題。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漢文化哲學基本上都是主體性哲學,以內聖外王為終極關懷所在,而香港哲學亦不應脫離此大框架,除非香港文化決心脫漢入夷,與越南為伍。但香港哲學講主體性,跟中國哲學應有甚麼分別?香港哲學應關心的哲學問題,就是 「一與多」(one and many)之問題。一與多之問題會一普遍哲學問題,即如何統合雜多;在香港的處境下,香港哲學的核心問題是如何以一「主體性」統合眾多價值。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家,包括新儒家的嚴重問題,如勞思光所言,就是把一切統合在「道德主體」之下,結果壓抑了科學的發展。這也是為甚麼長久以來,中國有相當的科技成就,但士人只關心這些「技藝」如何「有用」,如何幫助人「成德」,而不關心理論科學,不重視知性活動。如果香港哲學要脫離中國哲學而獨立,則須避免道德主體膨脹之問題,在道德主體之外另立主體性。這也是我目前對香港哲學的粗疏看法。

 

有人說我是香港哲學家,我直認不諱;但可悲的是,香港文化當前嚴重短缺媒介人物建構香港哲學。香港哲學不能靠一人建設的。中國哲學也不是孔子一人之產物,乃是儒墨道法諸子百家在二千多年的歷史下發展而成的。我希望撰寫此文後,能夠喚起年青哲學家們一些想法,讓他們投入參與香港哲學之建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