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和蔽於情感不知義理

令和蔽於情感不知義理

 

平成三十年即將劃上句號;今日日本中午時間,官房長官菅義偉今天宣布日本新年號為令和。作為現時唯一一個依然使用年號的漢文化國家,日本是次改元,其脫漢意味卻旗幟鮮明(按:越南阮朝亡後,越南即再無自行製訂年號;李氏朝鮮長久以來以中國年號為號,只有短命的大韓帝國自訂年號)。「明治」及「大正」出自《周易》,「昭和」出自《尚書》,「平成」出自《史記.五帝本紀》,偏偏只有「令和」出自於日本文學《萬葉集》,而非中國古典文學;此可能為日本史上首例。有人認為令和一次正好顯示日本「蠻野不正」;我則認為,日本是次改元脫漢,反而使自己更入漢,使自己正好成為漢文學浪漫主義的正統繼承者,成為漢文化之下「感性」的代表。這不是「蠻野不正」,而是一偏之見,只重感性傳統,不重理性傳統;這種歧路,南朝走過,唐朝也走過(宋朝卻相反,理學家只講理性傳統,也是一偏之見)。用牟宗三的說法,就是只服從「生命原則」,不服從「理性原則」。

 

令和出自日本最古老的詩集《萬葉集》。《萬葉集》成書於第四至第八世紀(相當於中國的東晉到中唐),儘管全書採用漢字,跟據日語語順書寫(假名還未發明),其以漢字表音(萬葉假名)之筆法對後世日本假名發展影響深遠。引詩句為年號,並無不可。

 

令和一詞山自《萬葉集·卷五·梅花歌卅二首·並序》。序曰:「于時初春月,氣淑風,梅披鏡前之粉,蘭薫珮後之香,加以曙嶺移雲,松掛羅而傾盖,夕岫結霧鳥封穀而迷林,庭舞新蝶,空歸故鴈;於是盖天坐地,促膝飛觴,忘言一室之裏,開衿煙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苑,何以爽情。詩紀落梅之篇古今夫何異矣?宜賦園梅聊成短詠。」此序雖為日本文學,卻有華夏文學浪漫主義風格,筆法顯然是模仿華夏文學。如東漢張衡《歸田賦》曰:「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唐朝薛元超《諫蕃官仗內射生疏》則曰:「時惟令月,景淑風和,宸襟有豫,百靈胥悅。」

 

令和出自一詠梅詩序;若喻意國家常春,有梅花剛毅氣節,並無不可。然而,「梅花歌」之詠梅,並不見有王安石詠梅之理性意義,卻流於物哀之緣情體物。例如梅花歌的第一首,即純然談飲宴之樂,並不見有任何政治理想投射:

 

原文:武都紀多知 波流能吉多良婆 可久斯許曾 烏梅乎乎岐都都 多努之岐乎倍米 【大貳紀卿。】

日譯:正月立むつきたち 春來はるのきたらば 如是かくしこそ 梅うめを招をきつつ 樂たのしき終をへめ 【大貳紀卿だいにききゃう。】

漢譯:每逢正月至 東風解冰春臨者 歲歲復年年 如是招梅迎新春 盡歡宴飲慶復始

(出處:https://miko.org/~uraki/kuon/furu/text/waka/manyou/mana.htm

 

或許此乃我對萬葉集的偏見,認為梅花歌是純然的浪漫主義文學,無現實主義傾向;若詩中有何政治或道德理想是我所忽略的,祈請指正。但我的看法是,選了《萬葉集》的令和,就是把日本定性為服從感性傳統、生命原則,把日本限死了

 

日本國學家本居宣長狠批日本儒學引入宋明理學壓抑人性;他的批評不無道理,而事實上高舉理性傳統,壓抑感性傳統,亦是新井白石等朱子學儒者的一偏之見。但高舉感性傳統,貶低理性傳統,亦非正途。年號代表一國之發展意向及願景(能否達成是另一回事;例如昭和年間經歷侵華及二戰,就是對昭和年號的最大諷刺)。如今日本決定國家之意向就是「令和」,要經常有春天那種浪漫氣息的話,那就慘了。目前東亞政治局勢緊張,你還渴望四季如春,在梅花下飲酒作樂嗎?這就是大問題,是南朝人和唐朝人共同的問題。盛唐文人詞章浮華,生「頹墮淫靡之風」。但當唐朝「生命強力不足,則以生命與世智照面即不能順適調暢,而趨於暴戾混亂,墮落後墮落,生命轉而為物質,則毫無人味矣⋯⋯此即唐末五代是也。」(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306)

 

但日本令和之後會經歷五代之衰亂嗎?我看不必然,因為當前日本根本無盛唐之強。從高樓跳下,必死無疑;但從椅子摔下,最多骨折。目前日本文化面對南韓、中國、美國等多國圍攻,實處於南朝偏安之勢。若日本人繼承南朝之浪漫主義,無光復漢土之雄心壯志,則難免漸趨衰落。這才是令和年號的最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