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宋欣橋「粵語方言論」:粵語非方言

駁宋欣橋「粵語方言論」:粵語非方言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文章摘要

 

近日香港學界就宋欣橋一篇論文〈淺 論 香 港 普 通 話 教 育 的 性 質 與 發 展〉引起極大爭議。宋欣橋稱,香港人之母語(本族語)是「漢語」而非粵語,因粵語只是「一種漢語方言來代表漢民族的語言」,而「一種語言中的方言不能視為『母語』」。反方駁斥認為稱香港人之母語為粵語無不妥,於是跌入母語定義之泥漿摔角之中(到底母語是指第一語言還是本族的共同語言)。這些爭論都是模糊焦點。宋欣橋的論文之真正問題並不在於母語之定義,而是在於一口咬定粵語為「漢語方言」,僅以粵語使用者共用「漢字」證明粵語為漢語之方言,完全忽略當代語言學及語言哲學就漢語是語族還是獨立語言、粵語是獨立語言還是方言的討論。如果宋欣橋如此粗淺的語言學觀點成立的話,恐怕日語,甚至中古韓語和越南語都通通變成漢語方言了。我非語言學家,但身為文化哲學及語言哲學學者,我必須指出宋欣橋論文背後錯誤的理論前設,澄清粵語非方言以及漢字文化圈之下「書同文、語異語」之現象,以正視聽。

 

  • 「能否互相理解」:粵語與普通話不互通,但香港書面語與「漢語標準書面語」又是否互通?

 

漢語到底是否獨立語言,或是一個包含多個語言之語族,至今語言學界仍無定論。漢語是漢藏語系下的一個語言或語族,包括七大分支:官話、吳語、贛語、閩語、粵語、湘語和客家語。由於粵語被歸類於漢語之下,「粵語是否漢語方言」與「漢語到底是否獨立語言」直接相關:如果粵語只是一種方言,則其所屬的漢語就是一獨立語言。如果粵語是獨立語言,那麼其所屬的漢語必為語族

 

語言學一般以「能否互相理解」(mutual intelligibility)來區別語言與方言。「若語言之分支無法互相理解,則它們被歸類為不同語言。若它們能被互相理解,則它們可被分類為同一語言下之方言。」「漢語主要分支被公認為無法跟歐洲羅曼語族在同一程度及同一方式上達至互相理解。」[1]故部分語言學家認為粵語乃獨立語言,漢語為一語族。

 

既然如此,為何有學者又會堅持漢語是獨立語言,而粵語為漢語方言呢?這涉及幾方面的因素。第一,語言區分必須考慮政治與文化歷史。David Crystal指出,丹麥語、挪威語及瑞典語本身互通,卻被視為三種獨立語言,因為三國乃獨立之主權國家,其文化與政治不一[2]。不過由於政治版圖與文化圈範圍在歷史上經常變遷,此觀點實有爭議之處;例如十九世紀丹麥神學家管德田(Grundtvig)就提出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認為丹麥、挪威與瑞典應恢復昔日之共同體關係,又以文與語言同源等歷史考證嘗試證明三地屬同一文化、用同一語言。第二,標準書面語言之影響。漢語本身是一種「雙層語言」(diaglossia)——在同一社會裡存在兩種聯繫緊密的語言,一種地位較高(H,高級語言),被視為正式語言,另一種則地位較低(L,低級語言),被視為非正式口語。白建華認為,在漢語裡,「標準漢語書面語」是H,而粵語等口語則為L。兩者之區分乃根據社會功能而非語言內部之特性。[3]

 

宋欣橋在其論文未有深入討論及上述的語言學爭議,即接受後者之立場,認定粵語為漢語方語,粵語跟普通話皆屬同一語言。他稱:

 

「我們應該強調,普通話和粵語不是兩種語言,兩者同屬一種語言,那就

是漢語,這是我們討論香港中國語文教育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兩者在口語

上差別這樣大,怎麼是一種語言呢?這是提出質疑的人較為普遍的觀點。要

回答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

「普通話就是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即現代漢語的標準語。中國政府積極推廣普及普通話,而且在 1982 年將「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的條款寫入國家憲法,成為重要的國家語言政策。因此,在內地普通話不僅 是漢族人使用的民族共同語,也是中國各民族之間溝通的語言,成為國家通用語言。在世界範圍內,以普通話為基礎,也形成了世界華人的溝通語言。

因此,普通話和粵語都是漢語,兩者是現代漢語標準語與漢語方言之間的關係。」

「⋯⋯我們講漢語的人,無論講甚麼漢語方言,都使用共同的文字符

號 —— 漢字,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共同點。有人會說,香港使用的是繁體

字,內地使用的是簡體字,是不同的喲!?其實,我們兩地使用的漢字畢竟是

同一文字體系,繁簡之間也是大同小異的。例如:繁體字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簡體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十四個

字僅有「華」、「國」、「區」以及「別」等四個字字形有差別而已。有學者對

海峽兩岸的現行漢字進行過統計,在常用字範圍內字形相同或字形相近不構

成閱讀障礙的漢字達到 80%(費錦昌,1993)。我們使用的大多數漢字是繁

簡之間沒有差別或差別較小的「傳承字」,而且有差別的繁簡字,字形上也

往往是有聯繫的,是異中有同的。」[4]

 

宋欣橋根本未有回應粵語與普通話「不能互相理解」之事實,就把視線轉移至書面語言之上;而當他談論書面語言之時,又沒有引入雙層語言之概念解釋粵語、普通話與漢語標準書面語三者之間的關係,可見其語言學知識之窮乏。第一,如果單憑漢語分支使用者共同「漢語標準書面語」一點就咬定漢語分支皆屬漢語方言,那麼就會得出一個非常荒謬的結論:日文,甚至是中古韓語與越南語,皆為漢語方言。直到十九世紀之前,漢文(文言文)一直是中、日、韓、越的共同書面語。此現象稱之為「書同文、言異語」(將於《香港文化主義》詳述)。例如,子安宣邦指出,「東亞所形成的『漢字文化圈』,是語言相異的各國,藉由將漢字作為共通的書記文字所形成的單一秩序。」[5]在十九世紀之前,漢文就是漢字文化圈的「漢語標準書面語」,是各國的H語言,用於正式及官方場合,而本地語言則為L語言。如果宋欣橋認為共用「漢語標準書面語」就等於「同屬同一語言」的話,那麼就是說古代日、韓、越語皆為漢語方言了。如果宋欣橋真的意圖證明普通話與粵語同屬同一語言,應從發音、語法、聲調等方面入手,指出普通話和粵語皆為孤立語,日語和韓語皆為黏著語 。

 

第二,假設我等接納漢語使用者皆共同一種「漢語標準書面語」,並且引入雙層語言之概念,認為「漢語標準書面語」是H,粵語跟其他方言一樣是L。由於正式的文件(法律、公函、書信等)皆使用共同的「漢語標準書面語」,故從社會功能之角度來看,「漢語標準書面語」當然是高級語言H。然而,這只能足以證明粵語跟普通話以及其他漢語分支皆屬L,而「漢語標準書面語」則為H,並不見得普通話與「漢語標準書面語」之關係跟粵語與「漢語標準書面語」之關係有何差別。故此,宋欣橋如欲證明普通話為H語言,應將普通話與「漢語標準書面語」之討論區分,另行從社會功能方面考證,證明普通話是正式場合之標準語言。但宋欣橋沒有這樣做,可能是因為他知道普通話在香港根本缺乏正式語言應有之社會功能。香港的官方語言是中文和英文,然而在實際使用上,正式場合所用的口語,卻是粵語粵語本身在香港已經擁有官方語言之地位,能夠在正式場合上使用,例如法庭。在香港,粵語才是標準的文流語。而粵語本身已經是一種獨立的雙層語言,有H和L之分:以粵語誦讀之文言或白話文,即為H語言,而日常生活使用之粵語口語則為L語言。在法庭上,當法庭職員以粵語讀出法律文件之內容或名稱時,其用語皆與日常生活之粵語口語存在明顯分別。反之,普通話在香港與所謂的「漢語標準書面語」卻沒有直接關連。普通話內含大量口語,而這些口語並不會用於香港之「標準書面語」上,例如普通話說「多少塊」,香港書面語寫作「幾錢」;普通話說「待會兒」,香港書面語寫作「稍後」。在港英時代,即使香港人大都未有在學校接受普通話教育,依然能夠理解並運用標準書面語。

 

第二點帶出另一問題:如果香港之標準書面語乃以粵語讀出,而跟普通話無關,但中國大陸之「漢語標準書面語」卻是以普通話為標準,以普通話讀出的話,那麼到底香港與中國大陸是否依然共用同一套「漢語標準書面語」呢?然而,若我等認為香港之中文書面語與中國大陸之漢語標準書面語為兩套不同的書面語,我等仍必須處理雙方的相似性問題。儘管香港使用正體字,中國大陸使用簡體字,宋欣橋指出,根據費錦昌的研究,兩地書面語使用之漢字80%可互相理解。言則似乎在書面語的情況下,香港中文書面語與中國大陸漢語標準書面語符合互相理解的條件,屬同一獨立語言;既然雙方皆屬漢語,即漢語為一獨立語言。於是就出現口語不相通但書面相通的矛盾局面。從口語分析,粵語與普通話無法互相理解,不屬同一獨立語言;但從書面語分析,香港中文書面語與中國大陸漢語標準書面語卻能互相理解,屬於同一獨立語言。難道我等要把粵語、普通話、香港中文書面語與中國大陸漢語標準書面語分類成四種獨立的語言或方言嗎? 因此,Julie M Groves提出引入貝爾(Bell)的社會語言分類,檢視粵語是否為一個「標準語言」還是一個「方言」,從而判斷粵語所屬之漢語是否語族。

 

  • 粵語非方言,但粵語是否獨立語言?

 

根據貝爾的《社會語言學》,標準語言有五個必要條件:標準化、生活性、歷史性、自主性以及實際規範性(再加上「混合性」這一個非充分非必要條件),而方言則只具有生活性和實際規範性。Julie M Groves認為,粵語僅符合生活性、歷史性、實際規範性以及混合性五個條件,故此仍不足以稱之為一獨立或標準語言,卻又不能矮化為方言[6]

 

生活性、歷史性和混合性是較少爭議的。粵語確為香港社區生活上使用之語言,並且具有相當歷史(如李敬忠指出粵語是古百越語底層與中古漢語結合而成;故此,粵語亦具有混合性)。

 

然而,若依語言學之標準,則粵語難以符合標準化之要求。不少語言學家認為粵語不符合標準化的要求(例如Stephen Evans, Robert Keith Johnson, Robert Lord, Martha C. Pennington等)[7]。儘管《粵音正讀字彙》的作者何文匯曾於1970至1990年代推動「粵語正音運動」,嘗試根據《廣韻》標準化香港粵語發音,但其成效不彰,而且正音運動在學術界的爭議性大,而《粵音正讀字彙》亦未有被香港教育局正式採納。

 

不過,粵語依然符合實際規範性之要求;所為實際規範性,即為具有評估語言使用者水平高值的規範。這些規範不一定是一套嚴緊的語言系統,可以是一些約定俗成的準則。例如聲調;英語等日耳曼語族母語使用者學習粵語時,往往難以掌握粵語九聲(尤其是第三聲、第四聲和第六聲)。即使是同屬漢語的普通話,其使用者學習粵語時,往往亦會因為聲調不一(例如普通話第二聲的字往往在粵語是第四聲,如「仁」,普通話作rén,粵語作jan4)、同一漢字的聲母(如「我」,普通話作wǒ,粵語作ngo5)或韻母不一(如「好」,普通話作hǎo,粵語作hou2),而產生發音的混淆。於是我等就可以根據「發音準不準」去判斷一個人的粵語水平高低。故此,粵語存在實際規範性。

 

最大爭議性在於「自主性」。自主性是指一語言使用者是否相信其語言與其他語言存在。一個他主語言(heteronomous language)之規範乃依賴於其他標準語言;在粵語的情況下,粵語之規範似乎依賴於文言文,故自主性成疑。然而,自主性亦得考慮語言使用者的政治與文化因素。[8]例如日本和朝鮮早年只有漢文作為唯一的書面語,故日本文學及朝鮮文學早期只有漢文文學,而且其語法以中古漢語為標準,跟日語及韓語本身存在很大出入。日語和韓語皆為黏著語,會在在名詞、動詞等詞根粘加上不同的詞尾,從而表達不同之功能;然而漢語欲為孤立語,無此變化。然而,平安時代的佛教僧侶空海創制了平假名,再加上日語詩歌《萬葉集》收錄的萬葉假名(片假名)後,日本文學就漸漸出現日本漢字、平假名與片假名三者混合的日語文學;於是日語的書面語言就從他主語言演變為自主語言。1446年,朝鮮世宗大王頒佈《訓民正音》,制訂廿八個諺文字母,以解決漢文無法記錄及表達韓語語音之問題。儘管朝鮮兩班貴族拒絕使用諺文,諺文大大促進了朝鮮民間交流,亦令朝鮮發展出自己的國語文學——諺文文學,其規範亦獨立於漢文。以上例子說明,一個語言之自主性可以隨著歷史、政治與文化之因素而發生變化。

 

由於粵語符合了大多數獨立或標準語言之條件,故粵語顯然不是方言,卻又未能稱得上是正式的獨立語言,除非粵語在可見將來能夠完成標準化及自主性的過程。故此,我等或可以「通言」(Topolect之概念理解粵語與漢語之關係。

 

  • 粵語作為通言(Topolect)

 

針對漢語七大分支之間的複雜關係,Victor H. Mair 在1991年提出以「通言」(topolect)理解漢語七大分支,以避免陷入漢語是獨立語言還是語族,粵語是方言還是獨立語言的爭議。傳統上,「能否互相理解」是獨立語言與方言之劃分的標準,然而「言文不一」的漢語卻出現口語不互通、書面語互通之奇怪現象,令西方學者難以利用傳統的西方語言學概念去就漢語七大分支作出分類。「通言」與方言不同,為某地之地區語言。[9]然而,Mair卻基於文化差異以及中國學者對於「漢語方言」之堅持,故只敢提出「此[用語]建議只適用於英文。我無意主張中國政府或中國學者應如何分類其國家之語言及方言。我之主張僅為英語語言學用語之一致性而作。」[10]

 

香港粵語事實上是一個區域的共通語言、官方的交流語,完全符合通言之定義。香港粵語與兩廣地區之粵語標準音廣州話相通;透過過去香港粵語的電視、電影、流行曲等傳媒的傳播,香港粵語已經成為香港、澳門、廣東、廣西,甚至東南亞與其他海外華人的主要交流語。

 

Mair的立場未免過分軟弱。故然,語言分類無法脫離主觀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因素,然而主觀因素不應凌駕於客觀事實與經驗證據。我等不能以「尊重不同人政治立場」作為接納一個缺乏客觀證據支持的語言學主張。即使不考慮「自主性」這一爭議性條件,中國學者及中國政府不能基於自身的政治理由而強行把符合生活性、實際規範性、歷史性粵語矮化為方言。如果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要證明粵語為語言,就應從自主性入手,指出粵語語法規範受制於「現代標準漢語」;但由於粵語之歷史性[11]難以用經驗證據推翻,故此強行把粵語矮化為方言、視漢語為獨立語言在學術上實在難以成立。反之,本土主義或香港文化主義者亦不能基於自身的政治立場,而無視香港粵語仍未完成標準化之事實,而認定粵語為獨立語言;如果香港文化主義者有意將粵語正名為獨立語言,就必須完成香港粵語標準化之工作,例如制訂規範粵字、標準讀音、統一拼音和語法等。然而,正正是由於粵語之歷史性,使之與漢語各分支、甚至普通話及「現代標準漢語」同源(中古漢語),因此除非出現重大的語言革命,否則香港粵語在短期內實在難以建立絕對的自主性。此外,如果為了建立香港粵語之自主性,而對香港粵語作出大幅的人為改革,削弱其歷史性(例如大規模改變語音或語法規則,甚至創制新文字以取代漢字標記粵語),亦不能加強香港作為獨立語言之正當性。故此,在學術上,證明香港粵語為獨立語言的可能性雖然愈高於矮化其為方言之可能性,但香港粵語嚴格來說仍未完全符合獨立語言之要求。香港粵語僅能在寬鬆的獨立語言定義下(只考慮能否互相理解,不考慮貝爾所列出的獨立語言五大條件)被視作獨立語言。然而,無論是在寬鬆還是嚴謹的語言定義下,香港粵語亦不可能被矮化為方言。

 

  • 結論:

 

儘管大部分學者亦認同粵語屬於漢語,到底粵語是方言還是獨立語言,一直是語言學界爭論不休的話題;而粵語是方言還是獨立語言,直接決定漢語到底是獨立語言還是語族。由於粵語是方言還是獨立語言之爭論直接涉及粵語之社會地位問題,華人(特別是香港與中國大陸之學者)難免會從政治、社會與文化角度切入討論,因而與西方學者產生爭論。

 

然而,政治主張不應凌駕於學術主張政治主張理應臣服於學術主張之下。雖然粵語之自主性難以根據客觀證據決定,但是粵語之歷史性、生活性、實際規範性和混合性,皆有客觀證據支持;而粵語未能符合標準化之要求,亦是難以逃避的事實。雖然本文旨在批評宋欣橋文章〈淺 論 香 港 普 通 話 教 育 的 性 質 與 發 展〉背後錯誤的語言學前設(即粵語作為漢語方言),而未有討論及普通話教育之問題,但無論香港應否推行普通話教育以及應以甚麼方式推行普通話教育之討論,皆不必建基於「粵語作為漢語方言」這一軟弱的前設之上。根基不穩、前設不當,「就像一個人在土地上蓋房子,沒有根基,水一沖,隨即倒塌了,並且那房子壞得很大。」(路加福音6:49)客觀的證據才是人文科學研究之磐石,即使大水來了,只要房子蓋在譽石上,必屹立不倒。

 

參考書目

 

W.V. Huboldt, On Language: 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Mankind. Trans. Heath, Pe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Julie M Groves, Language or Dialect—or Topolect? A Comparison of the Attitudes of Hong Kongers and Mainland Chinese towards the Status of Cantonese, ed. H, Mair, Sino-Platonic Papers, No. 179, (Feb, 2008)

Victor H. Mair, ‘What is a Chinese “Dialect/Topolect”? Reflections on Some Key Sino-English Linguistics Terms ’, Sino-Platonic Papers, No. 29, (September, 1991)

 

安德烈著,《香港文化論》,(香港:熱血時報,2016年)。

李敬忠著,<粵語中的百越語成分問題>,《學術論壇(月刊)》。1991年。第五期。

宋欣橋:〈淺論香港普通話教育的性質與發展〉,《集思廣益(四輯):普通話學與教經驗分享》,(香港:教育局)。

 

 

[1] Julie M Groves, Language or Dialect—or Topolect? A Comparison of the Attitudes of Hong Kongers and Mainland Chinese towards the Status of Cantonese, ed. H, Mair, Sino-Platonic Papers, No. 179, (Feb, 2008), 8.

[2] Ibid. 9.

[3] Ibid. 14.

[4] 宋欣橋:〈淺論香港普通話教育的性質與發展〉,《集思廣益(四輯):普通話學與教經驗分享》,(香港:教育局)頁228至229。截取自: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primary/pth/jisi4_24.pdf

[5] 許怡齡:〈朝鮮的「漢語」、「漢文」意識及中華觀〉張崑將編《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意識》,頁148。

[6] Ibid. 25.

[7] Ibid. 18.

[8] Ibid. 22.

[9] Victor H. Mair, ‘What is a Chinese “Dialect/Topolect”? Reflections on Some Key Sino-English Linguistics Terms ’, Sino-Platonic Papers, No. 29, (September, 1991), 7.

[10] Ibid. 13.

[11] Mair引用李敬忠,認同粵語為春秋戰國時代古百越語與文言/中古漢語所混合而成:詞彙大部分來自中古漢語,而古百越語則作為語言之「底層」而被保留在現代粵語之中。詳見Li Jingzhong. “Yueyu zhi Hanyu zuqun zhong de duli yuyan [Cantonese Is An Indpendent Language within the Sinitic Group].” Yuwenjianshe tongxun (Chinese Language Advancement Bulletin), Hong Kong, 27 (March, 1990), 2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