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亞論是失德論

脫亞論是失德論

 

近年時有無知的反傳統主義者,引用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指出香港應「脫亞入歐」,對自身之華夏文化傳統全盤否定。此等謬論實為曲解福澤諭吉〈脫亞論〉之主張。如欲了解脫亞論此一短文背後之思想,必須閱讀福澤諭吉的著作《文明論概論》及《勸學篇》。事實上,福澤諭吉既沒有全盤否定日本之傳統文化(如神道信仰及皇道),亦沒有全面接受西方之思想文化(如基督信仰及共和);福澤諭吉強調的是甚麼東西在當刻對國家比較有利就馬上採用,無利可圖的舊東西即棄之如草芥。然而此正是脫亞論最危險的地方:見利忘義的脫亞論無視道德價值,僅視一切倫理思想為統治工具,結果令明治到昭和的日本徹底失去道德,變成衣冠禽獸。

 

1885年3月16日,福澤諭吉匿名在《時事新報》發表短文〈脫亞論〉,正式提出日本應該脫亞入歐。他批評儒家的「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有其表」,並「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解」。由於中、日、韓三國相近,因此西人常把三國混為一談,於是中韓的落後就拖累了日本的形象。故此,福澤諭吉得出一個結論:「與其坐等鄰國開化,共周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與西洋文明國共周進退。對待中國、朝鮮的方法,也不別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樣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者,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內心謝絕東亞的壞朋友。」

 

可是,福澤諭吉並沒有全盤否定日本傳統文化。他在《文明論概略》指出,「不論是神、儒、佛或耶穌教,都是在上古民智未開的時代所倡導的學說;在那個時代,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追求虔誠的私德作為人類的本分,以私德支配社會上的一切事物,其流弊也非常可怕。」[1]

 

福澤諭吉指認為社會除了傳統文化之「私德」以外,更需要「智德」來推動社會發展。智德就「和外物接觸,考慮其利弊,如果這樣作不利,則改用另種方法;自己認為便利,而多數人說不便利,就應立刻改變;曾經是便利的東西,如果又有了更為便利的,就應當采取這個更便利的。」[2]例如,「近世以來儒學逐漸昌盛,排子了世俗神佛的荒謬之說,掃除了人們的迷信,其功績的確很大。」[3]故此,我們不應曲解福澤諭吉為對日本傳統文化全盤否定。福澤諭吉真正反對的是國學派、日本佛教和日本儒學的盲目復古,把「眼界所及局限於家庭之內,對於世界萬物完全是一無所知」。[4]這就是說,儒學對於福澤諭吉來說,只是過去用來啟蒙日本人、抗衡神佛迷信的工具而已;儒學之價值僅為工具價值。

 

福澤諭吉見利忘義,蔽於利益,結果竟然提出一個可怕的結論:單純為了爭取利益而對外發動戰爭並無問題。他說:

 

「戰爭也是如此,如果單從戰爭是殺人之道來說,當然是可憎的。然而,現今如果有人敢於發動非正義的戰爭,即使在今天不十分文明的情況下,也尚有明文條約,談判交涉,國際公法,以及知識界的輿論等等,所以不易得逞,並且還有不是專為爭利,而是為了國家的榮辱,或為了真理而戰的。所以,殺人和爭利雖然為宗教所反對,難免要被認為是教敵,但是,在目前的文明情況下,也是勢非得已。因此,應該說,戰爭是伸張獨立國家的權利的手段,而貿易是發揚國家光輝的表現。

 

凡力圖伸張本國的權利,使國富民強,提高本國人民的智德,和發揚本國榮譽的人,稱為愛國的人民,這種思想稱為愛國精神。他們的目的在於同外國劃清界限,縱無害他之意,也有厚我而薄他之心,也就是願意以自己的力量來保持國家的獨立。所以,愛國精神雖非私於一己,也是私於一國的思想。也就是,把地球分為若干區域,在各區域內結成集團,各自謀求本集團利益的自私心。所以愛國精神和自私心是名異而實同的。說到這裡,就會使人感到一視同仁、天下一家的大義和盡忠報國、主權獨立的大義,是相悖而不能相容的。因此,主張把宗教推廣到政治上,以此建立國家獨立基礎的學說,是思想方法的錯誤。」[5]

 

福澤諭吉保留了宗教,卻把宗教的政治倫理閹割了。他否認儒家、佛教、神道教或基督宗教的道德思想能應用於政治原則之上;他信奉「私於一國」的民族主義思想,認為國家可以為求目的不擇手段,間接助長了軍國主義思想發展。他甚至指出要「只要模樣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中國和朝鮮,那就是說要讓日本跟西方列強一樣侵略其他國家。既然失去宗教的監察、哲學的反省與道德的約束,國家就可以為所欲為了。殺人在道德上是錯的,但因為政治被說成與道德無關,因此日本佔領台灣沒問題了,吞併朝鮮沒問題了,侵略滿蒙沒問題了,侵略中國和東南亞也沒問題了。脫亞論脫下的,不是亞洲,而是東方儒家與西方基督信仰共有的基本道德價值。脫亞論是脫德論,是失德論,是無德論;只有無恥之徒才會把脫亞論奉若神明,甚至還要求台灣和香港效法之。脫亞論支持者是人類公敵,必須禁絕。

[1] 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北京編譯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6月),頁93。

[2] 同上。

[3] 同上。頁168。

[4] 同上。頁 115。

[5] 同上。頁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