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化的「上帝」

基督宗教化的「上帝」

 

一提到「上帝」,今人總是聯想起基督宗教之神。上帝祝福、上帝保守、上帝看顧、上帝審判等等,全部都是基督新教的用語。在漢文中,新教徒習慣以上帝稱呼天主教徒所言之天主;即使是異教徒,一聽見上帝,也會聯想起基督宗教,認為「上帝」是西洋的東西。然而,事實上,「上帝」一詞本非指基督宗教之神,而是指古人所言之「皇天上帝」;可是,由於華夏文化的沒落以及基督新教的急速膨脹,今人只知三一上帝,而不識皇天上帝,只聞基督,不識皇天。基督宗教徹底地騎劫了「上帝」一詞,的確是基督新教聖經翻譯的功勞,也是新教難得一個華夏本色化的成功例子。今人如欲推動基督宗教華夏化,必先探討此成功例子。

 

一般不通文言之人未必知道,事實上「上帝」一詞本為儒家用語,與「天」同意,為宇宙至高而無人格之神。古代皇帝祭天,其實就是祭「皇天上帝」。《禮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禮記》〈王制〉)「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禮記》〈月令〉)《詩經》和《尚書》有大量關於祭祀上帝、上帝降福降絲、上帝賞善伐罪等記載,如「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詩經.大雅》〈文王〉)、「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尚書.商書》〈湯誥〉)、「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尚書.周書》〈泰誓下〉)、「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尚書.周書》〈微子之命〉)等等。值得留意的是,「上帝」一詞使用之頻率於五經遠高於四書。《論語》無上帝,《孟子》中上帝僅出現三次,《中庸》和《大學》僅各出現一次;但上帝在《尚書》卻出現三十二次,《詩經》二十四次,《禮記》十八次(不計中庸和大學),《周易》兩次和《春秋》八次。《論語》和《中庸》不言上帝,只用「天」;而《孟子》和《大學》僅在引用尚書和詩經時才提到上帝,亦沒有對於上帝之本質作出深入討論。

 

然而,儒家自孔孟起已經不斷淡化「上帝」之重要性。勞思光認為儒家是一種人文主義的哲學;但漢邦的人文主義並非西戎的人文主義。今世西戎的人文主義盲反建制宗教,而儒家卻是以「敬鬼神而遠之」的心態,盡量將夏、商、周留下來的皇天上帝信仰去神話化和去宗教化,將其扭轉為倫理學,作為統治合法性與道德正當性的依據而已,猶如康德視宗教信仰僅為道德實踐之設準。即使漢儒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亦未有如道教一樣將上帝神話化和人格化。於是上帝在儒家的地位漸被淡忘;至於在儒家勢力薄弱的民間就更加不知道皇天上帝,僅知道教的玉皇上帝、元始天尊等。故此,「上帝」在宋明理學與心學之爭亦沒有甚麼角色,直到明末天主教傳教士來華,才發現了五經當中的神學寶藏。

 

1603年,利瑪竇發表《天主實義》一書,首次明確指出「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吾國天主,即華言上帝。」然而,由於陸若漢及龍華民等天主教傳教士的反對,結果天主教還是選擇以新創的漢語譯詞「天主」去形容基督宗教之神,理由是「上帝」一詞本為異教之神名,若以上帝一詞稱呼基督宗教之神,或會引起漢人信徒的誤會。1715年,教宗克勉十一世頒佈《自登基之日》通諭,言明「從今以後,總不許用『天』字,亦不許用『上帝』字眼稱呼天地萬物之主。」自此天主教漸漸減少使用上帝一詞。

 

不過當基督新教於十九世紀來華福傳時,他們又再次遇上了譯名之爭。當新教傳教士在香港商議《委辦譯本》之翻譯問題,譯名馬上成為傳教士分裂的導火線。由於麥都思和郭士立等人堅持採用「上帝」一詞,引起裨治文和文惠廉等美國傳教士的不滿,於是後者退出委員會,另以「神」一詞翻譯聖經,史稱裨治文文理譯本。在上帝派和神派以外,還有一「天主派」,主張採用天主教所自創之詞「天主」翻譯基督宗教之神,代表人物正是著名的聖公會傳道教區主教施約瑟。然而,由於當時新教傳教士對於具有天主教色彩的翻譯皆非常忌諱,故大多數人都沒有理會施約瑟的立場,而施約瑟晚年獨自翻譯的文理譯本亦不流通。

 

根據《萬國公報文選》〈各省教師集議紀略〉所說,反對採用「上帝」譯名之傳教士理據如下:英國倫敦傳道會的偉烈亞力指出,「儒書所載之上帝,非造化主宰」,而且「儒書云其三綱五常,循其名而未課其實也⋯⋯若是則孔孟之道未能啟牖後人以從善絕惡也,惟耶穌之道真實無妄」。

 

雖然漢學家兼傳教士雅理各並無直接參與聖經翻譯工作,然而當時「上帝派」顯然是深受其神哲學思想影響。艾約瑟指出,他與慕維廉等人皆受理雅各的《孔子教與耶穌教互相關係論》所影響。理雅各為四書五經之英文翻譯者,熟讀儒經,並且強調華夏古道之上帝即為舊約聖經所言之上主。艾約瑟指出:「凡六經所載,亦有可證聖道」;「惟耶穌之道足助華人信天地主宰,以公無私,賞善伐惡,可撇拜偶之妄。」上帝派與神派的關鍵差異在於新哲學立場之差異:上帝派深受理雅各影響,認為耶儒相通,而神派卻拘泥於基要主義,輕貶華夏文化為「異教」思想,故對華夏化保持戒心。這場辯論雙方也沒有被說服,神派和上帝派各自翻譯聖經。上帝派和神派的對立直到1904年和合本聖經(亦是目前最廣為流通、權威性最高的聖經漢譯版本)出版時仍未得到解決,結果和合本要分成上帝版和神版兩種。不過,隨著歷史發展,上帝派顯然佔了上風。上帝派成功騎劫「上帝」一詞,改變漢語使用者的語言習慣,使他們只知基督宗教之上帝,而不識華夏的「皇天上帝」。

 

騎劫了「上帝」一詞,於是耶儒即可進行「聖經注六經」的華夏化基督宗教的偉大文化工程與福傳聖工。因為耶儒會通、上帝就是基督宗教之神,《詩經》、《尚書》和《禮記》提及「上帝」的內容,通通都可以用聖經去詮釋了。武王伐紂是因為上帝向商紂施行審判,猶如上帝透過巴比倫向猶大國施行審判一樣;華夏的祭天就是猶太人的獻祭。利瑪竇和艾儒略雖然在耶儒會論的考證上下了不少功夫,但由於天主教用「天主」不用「上帝」,於是以聖經注六經時,就變得迂迴曲折,不能直接對應;但基督新教和聖公會則無此問題。或有異教徒欲倒行逆施,意圖把「上帝」一詞奪回來,將其意義由「基督宗教之神」改為天、道、天帝等民間之神祗,但他們最終只是徒勞無功,除非他們擁有比教會更龐大的學術力量及教育機器去推廣他們的語言使用法則。

 

騎劫上帝一詞成為了華夏化基督宗教信仰的契機。華夏化基督信仰的大原則有四個:一、基督為體、華夏為用,二、以聖經注六經,三、耶儒會通,排佛斥道,及,四、大公教會禮文華夏化、漢化。如何以華夏化崇拜禮儀,我已經多次解釋,不再詳述;耶儒會通,排佛斥道,我以前亦解釋過了。然而,以聖經注六經必須非常小心,不要讓異教徒反過來以六經注聖經。我等相信的是基督宗教之皇天上帝,而非民間宗教意義下的「皇天上帝」。我等是要以聖經去解釋六經,把儒家納入神哲學的教理系統裡,而不是把曲解聖經,以六經注聖經,把基督信仰變成儒家附庸。以華夏為體、基督為用之人,是我等這些以基督為體、華夏為用的信徒最大的敵人。我等必須提防異教徒之詭計,才能繼承先賢之產業,完成基督宗教華夏化的偉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