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朝思漢

南明永曆三年(1649年),儘管南明朝廷還在南方與滿清抗爭、對峙,可漢人卻已經不得不改易髮服,朝鮮使者鄭太和來到當時的中國時,看到「尚書曹姓漢人押宴,見吾冠帶,凝淚滿框」。而麟坪大君李洽在南明永曆十年(1656年)到達山海關,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見使行服著,有感於漢朝衣冠,至有垂淚者,此必漢人,誠可慘憐」。後來他在北京正式朝見後,也發覺「華人見東方衣冠,無不含淚,其情甚戚,相對慘憐」。

 

 

1712年,閔鎮遠隨同樸弼成出使清國,經過遼東新城的時候發現,「觀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著如此衣冠矣」。進入山海關以後,又發現「居民多漢人,風俗與關外有異,見吾輩行,多有艷慕起敬者」。這天夜裡,他看到這樣的一幕,「主胡教授之子著諸裨所脫戰笠戰服,歡喜踴躍,渾家喧鬧」,於是有了以下的對話,「問:服此服,樂乎?對曰:此吾祖所曾著者,豈不樂乎。仍語諸裨曰:每念剃頭之痛,直欲無生雲矣」。幾天後,他在路上又遇見一個自稱是明皇室後裔的讀書人,也說:「見老爺們所著衣冠,不勝欽羨,吾之所著,即與牛馬何異?」然後把筆談問答的紙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嗚咽曰:恐有人竊聽,慎之慎之」。

 

 

明清之際中國變色,按照朝鮮人的說法,華夏大地已是滿目腥羶、遍地蠻夷。南明永曆十八年(1664年),朝鮮使者洪命夏到北京時,就說漢人凡見到朝鮮使者,「皆有唏噓嘆息之色,欲語未語……蓋見我衣冠,自不覺其感慨而然也」,這種心情在短期很難平抑。五年以後,遼東一個姓顏的漢人知縣,見到朝鮮使者閔鼎重,儘管言語之中頗有忌諱,但也很坦率地說他自己,雖然在滿清帝國已經官居正七品,也是進士出身,平日里穿滿清的對襟盤扣窄袖的馬褂,辦公時穿藍青圓領馬蹄袖的官袍,但是心底里卻仍然羨慕貴國(朝鮮)保留了“官威儀”。

 

 

有意思的是,1732年李宜顯出使清國,有一個漢族生員王天壽給他送名帖,並順便表示對朝鮮衣冠的羨敬,「吾輩忝生中華,雖與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睹先朝之遺風為快也」。在兩人筆談中,李宜顯故意對他說:「吾衣冠如何?」他回答說:「衣冠如前代,吾等不幸而生斯世,又幸而見大人也。」李宜顯表示「吾衣冠乃是箕子之舊,即古中華禮服也」,而王天壽也馬上「叩首拱手,以致敬恭之意」,不言自明。

 

 

到了朝鮮使者洪大容出使到乾隆中期的滿清,清國已經建立一百二十年,算起來也是第四或第五代了。似乎漢人都已經習慣了滿清的服飾,倒把本來就是自己漢族的衣冠看成異鄉制度。潘庭筠看見洪大容「以方冠,著廣袖常衣」,他不知道這是朝鮮的秀才常服,卻嘖嘖稱讚它「制度古雅」,還得朝鮮人洪大容反過來告訴他,「我們衣服皆是明朝遺制」。在一次閒聊中,洪大容給叫嚴誠和潘庭筠的漢族讀書人說到這樣一件事情:「十年前,關東一知縣,遇東使,引人內堂,藉著帽帶,與其妻相對而泣,東國至今傳而悲之。」這故事使得年長的嚴誠「垂首默然」,而稍稍年輕一些的潘庭筠則跌足嘆息,說「好個知縣」。

 

 

清初,官方對戲台上反復出現前朝衣冠,好像也有一些警惕。順治末康熙初曾經發生過這樣一樁事情,刑部捉住「未經剃髮優人王玉、梁七子」,他們「供稱系戲子,欲扮女妝,以故未經剃髮」。但是康熙皇帝卻勃然大怒,下詔說:「前曾頒旨,不剃髮者斬,何嘗有許優人留髮之令。嚴禁已久,此輩尚違制蓄髮,殊為可惡。今刊示嚴諭內外一切人等,如有托稱優人未經剃髮者,著遵法速剃,頒示十日後,如有不剃髮之人,在內送刑部審明正法,在外該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若知而不舉,無論官民,治以重罪。其傳諭刑部速行刊示。」

 

 

但是,禁令歸禁令,也許是人們習慣了舞台上的漢族衣冠,就連滿清宮廷、貴宵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這使得戲曲領域“漏網”,獲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權,在戲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歷史上漢族的傳統服裝。對此,洪大容曾經詫異,「嘗見皇上南游圖,處處宮殿樓觀戲台,皆極其侈麗,且道戲台有何好處?」潘庭筠就說,「戲台亦有妙處,以其有漢官威儀也」。戲台上的衣冠,在某種意義上竟成了喚回漢族歷史記憶的場所。當潘庭筠問他「場戲有何好處」的時候,洪大容心領神會,就說「不經之戲,然竊有取焉」。他們彼此都明白,所謂「有取」,就是因為人們可以在戲台上「復見漢官威儀」。

 

 

1712年,崔德中出使清國,回朝鮮途中經過永平府,正好看見演戲,他就很敏感地注意到,「色色改服,服皆明宋朝服、軍服,而像形《水滸傳》與奇奇怪怪事,而不知話音,亦不知意味,不足可觀,還可笑也。以中華之禮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資,痛哉」。

 

 

朝鮮使臣打心眼裡看不起滿清治下的漢族文人,儘管他們也知道,漢族人如此也是出於無奈,因為滿清「或囚或殺」,漢人在高壓政策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們仍然不能釋然於心,對清國那種「以中華之禮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資」的現象,感到既痛心又蔑視。他們反复說,滿清其實不是中華,更何況如今「四海之內,皆是胡服,百年陸沉,中華文物蕩然無餘,先王法服,今盡為戲子軍玩笑之具,隨意改易,皇明古制日遠而日亡,將不得復見」。

 

 

1700年,一個叫姜銑的朝鮮使者在清國寫了兩首詩,先是說「使者遙尋秦地界,夷人驚怪漢衣冠」,接著說「楚士幾輕秦吏卒,蠻儿渾怪漢衣冠」。在漢人眼中本是蠻夷的朝鮮人到了中國,卻奇怪這裡尋找不到真正的中華。本來是中華的漢人,卻在朝鮮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蠻儿」,他們倒對原本是大明的衣冠感到陌生和詫異。

 

 

比如,到了乾隆年間,朝鮮人李德懋奉命出使燕京,一天到東安門拜謁大成廟(孔廟),殿門一開,很多老百姓看見朝鮮使者穿烏帽團領,行四拜之禮,就指指點點地說,這好像“場戲”一樣。所謂“場戲”就是優伶戲子們穿了古代衣服演戲,原來,在當時一般人的記憶中,只有“場戲”中的演戲人才會穿朝鮮使者們穿著的“古衣冠”。

 

 

又如1780年,有兩個叫盧以漸和鄭季明的一道出使清帝國。想不到的是,在北京,因為他們穿著大明衣冠,因此引起好奇和圍觀,據說,「其中少年輩見我等衣冠,大笑譏嘲,侵侮之意頗多」。差不多同時到北京的洪大容嘲笑漢族中國人說:「中國衣冠之變,已百餘年矣。今天下惟吾東方略存舊制,而其入中國也,無識之輩莫不笑之。嗚呼,其忘本也。見帽帶則謂之類場戲,見頭髮則謂之類婦人,見大袖衣則謂之類和尚。」

 

 

衣服的話題始終戳著漢族中國人的心理痛處,他們既關心穿什麼衣服,又總避免談到衣服,心裡很是尷尬又為難。一直到1777年,有一個姓李的朝鮮使者還說,「每與渠輩(指清國人)語,問其衣服之制,則漢人輒赧然有慚色」。為什麼漢人「有慚色」?因為「問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華之制」。再到後來,時間流逝,這種屈辱感覺已經很淡了,滿族的服裝穿得也習慣了,辮髮也都成了家常便飯(即所謂「頭髮盡剃,無梳櫛之勞,上下均服,無名分之,制度簡易,執事服役無所相礙」的心態),所以乍一看到朝鮮使節穿的明代衣冠,反倒有些好奇。朝鮮人卻覺得,他們穿著漢族的明朝衣冠,在心理上對滿清帝國的漢族人就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好像的確如此,在他們面前,似乎很多漢族士人有一種自慚形穢。

 

 

雍正年間,李宜萬到瀋陽,一個叫做張裕昆的漢族讀書人來與他筆談,李宜萬就有意向他展示朝鮮「衣冠之制」,穿上道袍說,這是我們上服。張裕昆羞愧交加地寫了「法服」兩字,李宜萬又穿著衣服作拜揖之禮,這更引起張裕昆的無地自容,寫道:「此是漢禮,如今文廟,則行此禮。」據李宜萬說,張裕昆滿臉都是「傾喜歆豔之意」。另一個漢族士人來訪,他也一樣給他看朝鮮的衣冠,並直接了當地追問道:「先生乃是漢人,見僕等衣冠,想有悅慕之心矣。」這個漢族讀書人便用筆寫了四個字「不言而喻」。外國使節的服裝已經讓漢族中國人追憶往事時不免羞慚,而身穿大明衣冠的朝鮮人也因為穿了漢族傳統的衣服而感到自豪。

 

 

另一個乾隆年間出使清國的俞彥述,便得意地記載說,「彼人(指漢族中國人)有指我衣服而磋嘆者,曰:此圓領衣也。好制度,好制度。我人亦戲指其衣雲:此亦好制度」,使得漢族中國人大為羞愧,連說「不好不好」。有時候,審美的習慣並不跟隨政治的規訓。1712年,出使中國的崔德中還注意到,「(漢人)女人或著摺裳,穿黑唐衣,頭飾花珠,且垂面黑紗,乘驢子而行者,間有之。女子則猶帶明衣制矣。可愛」。明衣冠可愛而清冠服醜陋,這當然是朝鮮士人的固執看法,因為對滿清習慣的鄙夷,伴隨的是對漢族衣冠的堅持。他們認為,自己從很早起就穿漢族的衣冠,並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徵。

 

 

本來這種喜愛,只是對另一個文明的嚮往,但是到了明清易代以後,卻具有了確立朝鮮文明主體性的意義,使得他們可以自豪地宣稱自己是“小中華”。漢族女子的服飾,在滿清時期仍舊沿襲晚明,給他們帶來一個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漢族女子身上還寄託了漢族的歷史記憶。乾隆年間,一個叫俞彥述的朝鮮官員來到北京,看到男女衣服異制,就說,「男子則言語衣服,漢滿元無分別,女子則尚服中華舊制,故當初彼中有「男順女不順夕之語」。而漢族中國人也常常面對朝鮮人有些氣短,覺得自己穿了蠻夷衣裳,「不好不好,此是韃子打扮」,自嘲說「我輩獨女人不順」,讓朝鮮人俞彥述覺得「可見其有思漢之心」。

 

 

1721年,俞拓基在通州碰到兩個赴京考試的彭氏兄弟,當他問到你們是漢人,知不知道明朝冠服,為什麼不穿前代衣服的時候,這一對二十幾歲的漢族文人回答是「迫於勢」。所謂「迫於勢」和“從俗”、“遵時”同樣,都是無可奈何的意思。正如彭氏兄弟說的,在經過血雨腥風以及滿清統治者的治下,斷然沒有不剃頭變服的,「其勢不得不然」。不過,因為朝鮮在滿清政治權力直接控制範圍之外,當時朝鮮人並沒有經歷過這樣的血腥歲月,所以不太能夠體會漢族中國人的苦衷,倒是好像懷著一種逆轉的自負和鄙夷。

 

 

1828年,又有朝鮮人問一個叫張亨甫的說:「入京來,竊有規規管見,蓋上國延柞久遠,制度範圍薄海宏大,而但不用先王禮樂、中國衣冠,是未忍舍舊而然耶?朝著不欲語到耶?列朝來有金石成規而然耶?」這個漢族讀書人回答很微妙:「改制度,易服色,我朝重禁,朝臣有奏請者斬。此亦是天數也,又有戒於前者,魏改漢制而雲亡故也。」看起來好像很接受滿族衣冠的正統性,不再願意恢復大明衣冠,但是他臨走時卻又補寫了一句,說「此語見俗儒,幸無問及」,接著又說,「本日有事,且暫別,另日可至敝寓再談否,以不便徑造使館也」。在這種吞吞吐吐、欲語還休的神態中,好像有一些難言之隱。

 

 

而二十年後的1849年,朝鮮使者李遇駿在廣寧遇見漢人蕭某,兩人之間有一次筆談,蕭某就乾脆一些了。「(李)問:‘吾輩所著衣冠,於汝心以為何如?’(蕭)曰:‘此本中國衣冠,吾雖不得已胡服,豈無歆羨之心耶?’既而顰蹙眉,隱然有傷感底意。噫!世變風移,今為二百餘年,而間巷之間猶有思漢之心,為之一嘆」。既有思漢心,為何漢人卻胡服?李遇駿說,這是因為清廷「變服者被重律」,所以「防限截嚴」。所謂“忘本”,也許指責太苛刻,批評太輕率,嘲笑也未免不夠忠厚,漢族讀書人已經說得很明白,這是不得已,即便程朱再世,在這個時代也不得不摧髮編辮,穿上滿清服裝。“遵時”和“從俗”的代價是壓抑歷史記憶,而這種歷史記憶的被壓抑,是因為漢人經歷過很慘烈、很漫長的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