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四世與四種意識

歷史四世與四種意識

 

漢邦歷史之起伏,根據綜合國力,大概可以分成四種世代:登峰為盛世,昇平為治世,崩壞為衰世,淪喪為亂世。登峰者,政通人和、豐衣足食、文治武功,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成就也很高,這當然是盛世。偏偏這種理想的情況在華夏史上從來不會持久;漢武盛世、開元盛世、永樂盛世都只是曇花一現。若國家才剛搬亂反正、經濟復蘇、文教復興、休養生息,雖然綜合國力未達至高,但總算天下太平,就是治世。歷朝之中興之世,不可稱為盛世,只能稱為治世,如光武中興恢復漢室,元和中興唐憲宗削藩,萬曆中興張居正改革朝政等。衰世就是經濟衰退、政治敗壞、文化沒落之世;衰世佔了華夏歷史的大部分。衰世還未置於國破家亡,可是沒落的趨勢已經非常明顯。春秋晚期、暴秦、東漢光武以後至南北朝結束,唐末、北宋末、南宋末、明末清初、清末、民國軍閥及共匪中國治下皆為衰世。而最可怕的就是亂世:秩序崩潰,道德淪喪,戰亂頻繁,經濟蕭條,民不聊生。戰國、東漢黃巾之亂、唐亡、北宋靖康之亂、南宋亡、明亡,鴉片戰爭至義和團之亂,抗日戰爭,以及自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亂世。

 

由於四種世代的環境差異,士人對天下往往會有四種不同的看主流法、不同意識;這不是必然的歷史發展方向,只是一種時代思想的傾向,亦有例外的情況。在盛世之時,比較有遠見的人是如何維持盛世至千秋萬世;至於沒有遠見的文人當然就沉醉於享樂之中,去吟詩作對或是寫駢文。然而,這兩種人皆是在某程度上享受當下盛世之美,亦希望永遠享受盛世的芬芳。有遠見的人不想轉盛為衰,無遠見的人也不想轉盛為衰。大家都只是想「維持」某種生活;我稱此意識為「治天下意識」。治世之下,由於社會有一種向上發展,有一種「復興輝煌」的追求,因此大部分人文人都關心如何「復興」;我稱之為「興天下意識」。衰世之下,由於社會各方面已經明顯沒落,士人理應有相當的危機意識,於是就會提出各樣改革思想;同時又有人認為改革思想是離經背道的,反而會加速衰落。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政治鬥爭也是為了保存天下,故我稱其意識為「保天下意識」。亂世則天下已經亡了,亂世之文人比衰世的文人更絕望,發現自己根本無力改變時局保住天下。道德文化淪喪了,社會秩序崩潰了,悲痛欲絕,故有「亡天下意識」。衰世與亂世中,由於士人面對迫在眉睫的危機,故此將傾盡全力提出種種創見,希望回應時代。反而在治世和盛世,由於沒有危機的威脅,於是提出創見的迫切性也較少了,大家只是想維持現狀,哲學發展自然不發達。故盛世生治天下意識,治世生興天下意識,衰世生保天下意識,亂世生亡天下意識;四世生四意。

 

盛世 治天下意識
治世 興天下意識
衰世 保天下意識
亂世 亡天下意識

 

不過,這只是一種思想的傾向,而非必然的歷史發展過程。總有些時代,明明是衰世、亂世,主流的士人卻沒有半點保天下或亡天下意識,而是終日逃避現實,尋求心靈慰籍。例如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明明天下大亂,但江南的文人卻被偏安江南的假象矇騙了,以為自己生在太平盛世,於是就去寫駢文,清談玄學。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選擇自欺欺人,故此魏晉的主流士人沒有亡天下意識或保天下意識並不出奇。儘管對於復興禮教漠不關心,魏晉的哲學思想也是非常活躍的;因為大家都不想談政治,於是形而上學的抽象討論就多了。在春秋戰國以前,華夏還未出現正式的哲學思想,只有一些巫教式的鬼神信仰;然而,到了春秋戰國,由於傳統信仰無法解決當前的政治問題,於是哲學就登場了。春秋戰國的哲學家的首要任務是如何治亂世;因此,除了道家的哲學家以外,大部分人根本沒有閒情逸致去討論太深入的形而上學(不是說他們不討論,只是形而上學並非他們的重點),而是關心倫理學與政治哲學;於是先秦儒家、墨家和法家就非常重視實用性。這種「實用」的精神引起了宋末與明末清初之衰世和亂世哲學家的共鳴。宋朝永嘉學派和明清實學皆不滿理學與心學「離地」,故倡事功、經世致用,以面對國破家亡之時局。自然地,當他們拿起六經,就會覺得那些務實的古人是知音。然而,「離地」、重視形而上學與心性論爭論的理學和心學,其實也是嘗試回應他們時代的處境:面對政治鬥爭下人性的陰暗面,理學和心學嘗試捍衛儒家的性善說,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此就去研究心性論。所謂抽象、離地的哲學思想,其實也是源自對現實處境的回應。

 

錢穆在《國史新論》曾經指出,華夏史上衰亂世所出的歷史人物往往比治盛世所出的歷史人物更多,成就更大。對此現在,他有如此解釋:

 

「在中國歷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漢、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較少,他們對此下歷史之作用與影響也往往比較小。至於衰世亂世,如戰國、如漢末、三國、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較多,其對中國歷史此下之作用與影響也比較大。」

 

「一人物生於治世盛世,他在當時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現,他所表現的即成為歷史了。但在事業上表現出其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則決非事業可盡。因此,只憑事業來烘托來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處,則決不能表現出。

 

人生衰亂世,更無事業表現,此人乃能超越乎事業之外,好像那時的歷史輪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業之外表現出他自己。他所表現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現了一人。那種赤裸裸地只是一個人的表現,則是更完全、更偉大、更可貴,更能在歷史上引起大作用與大影響。」

 

孔子最後沒有成功復興周禮,墨子沒有建立一個兼愛非攻的大同社會;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皆抗清失敗,成了亡國奴。然而,他們在哲學上的頁獻卻是超越了事業的得失,並把自己的個性獨顯出來。當然,朱熹和王守仁的官運比較平步青雲,前者官至寶文閣待制,後者更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可是,說起朱、王二人,人們往往只會想起其哲學理論,而非其政績或官位。這就是說,朱王二人在學術上的個人創見,也是超越了事業上的成就。

 

世代處境與意識之關係,不僅見於華夏歷史,亦見於朝鮮與日本,只是兩者之關係就沒有那麼直接。日本江戶即使稱不上盛世,總體上也算是個政局穩定的治世;然而,隔岸觀火的日本目睹大明滅亡,清狗入關,華夏道統淪喪,馬上就居安思危,形成了危機意識。姜沆與朱舜水先後把朝鮮與華夏儒學帶入日本;於是日本江戶時代之治世反而就長期存在一種衰世才會流行的「保天下意識」。明治維新前,黑船事件令日本人意識到西方列強侵略的威脅,於是就更加認為自己面臨巨大的文化危機,故此努力推行西學;明治維新後日本哲學急劇發展,馬上引入當時的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主義和胡塞爾現象學,以及二戰前引入海德格哲學);日本當代哲學的發展比中國和朝鮮早得多。然而,二戰的慘敗使日本真正第一次經歷衰世和亂世的痛苦,從而改變了當代日本哲學的路向。在這意識之下,日本儒者為確立日本為華夏道統而不眠不休。古學派、日本理學與日本陽明學即在江戶時代大行其道,其尊皇思想漸漸對幕府的統治產生了壓力。朝鮮的命運卻比較接近華夏;早在明亡之前,朝鮮已經被迫屈辱地向清狗稱臣,喪權辱國,進入衰世;儒者悲痛欲絕,思念明朝。一方面朝鮮以華夏道統繼承者自居,另一方面卻因為政治現實而必須向清狗這些蠻夷稱臣,無法抬起頭堂堂正正做人。在這種掙扎之下,宋時烈這些守舊派的理學家就成為主流;與之抗衡的就是朝鮮實學。這種弱國的政治現實在十九世紀進一步惡化。滿清和朝鮮的改革皆失敗告終,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卻成功了,於是朝鮮就成為日本第一個侵略的目標。結果朝鮮被吞併,儒者如田愚只能效法王夫之,懷著亡國的悲憤退隱。故此,長期處於衰世之朝鮮,保天下意識與亡天下意識亦大行其道。

 

亡天下意識和保天下意識對於漢邦的哲學發展尤其重要。保天下之意識,旨在於衰世之時力挽狂瀾;亡天下意識,則由於國破家亡後灰心意冷,因此文人必須在絕望中尋找出路。兩者都是悲情的,但亡天下就是完全絕望,而保天下還有絲毫的希望。孔子、孟子生於春秋戰國之衰世,禮崩樂壞,故力求克己服禮,實行仁義。魏晉南北朝期間,大部分時間是衰世,有時更是戰亂不絕的亂世,而文人卻選擇逃避現實,故玄學尚清談。宋朝內憂外患,南宋更失掉半壁江山,為衰世,然而理學與心學卻因而發展起來;明末清初,明朝由中衰步入滅亡,更令文人經歷亡天下之痛,亡天下意識到了項峰。

 

不過令人最困擾的是「偽盛世」。要分析這種時代下的主流意識,會比較困難;明明看起來歌舞昇平,為甚麼在這時代之下還有為數不少的人抱著亡天下的意識,與當權者抗衡呢?這就是因為這種盛世是偽盛世。真正的盛世不能只在政治和經濟上強大,在文化上也要強大。文化之強大,體現於國民價值意識之展現與精神的滿足。一個沒有修養的富人,在價值上是貧窮的。在偽盛世之下,本來衰世和亂世常見的「保天下」和「亡天下」意識即不復存在,結果哲學思想亦停滯不前,完全未能回應當代的處境問題。真正的盛世不可能只在政治上表面穩定以及經濟上表面富強;真正的盛世必須包含深厚的文化修養。文化修養不能由訓詁、考據表現出來,而是由社會倫理與禮樂實踐表現出來。當大家因為恐懼文字獄而不敢直言政事、批評歪風之時,仁義自然就得不到彰顯。社會不鼓勵直言,謊言或是寡言就成為風尚,自然地大家也只會阿諛奉承,不敢著書立說、破舊立新,在哲學上自然也沒有創見。元、清兩朝,皆為北狄入主中原,實行高壓統治,故元朝未有新學;清朝則比較幸運,因為清初猶有反清復明之志士反抗,發展實學思想,清末西學再次受到重視,對清狗封建思想造成衝擊,解放了文人的思想。

 

面對不同的歷史處境,文人通常會有四種不同的意識回應時代;然而,時代與意識之關係絕非必然,完全是取決於當時文人的自由意志。即使生治在太平盛世,如果大家都有警覺的心,意識到腐化的生活對於倫理價值構成嚴重挑戰,那麼大家也會有保天下意識,意圖復興價值。反之,即使處於亡國之秋,如果大家甘於做一個亡國奴,在專制獨裁下沉默寡言,甚至為暴政歌功頌德、粉飾太平,自然就沒有甚麼亡天下意識。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故我曰:居盛世而知憂患猶可生,處亂世而享安樂必得死。中國已亡近七十載,如今人們漸失卻六十年代儒者之亡天下意識;是故今世哲學亦衰微,大不如前。如欲復興文化,則先復興哲學;如欲復興哲學,必先擁有意識。此乃我等哲學家於如今亂世之時代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