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形成

中華民族的形成,實際上是多種民族融合的結果。夏、商、周,原本就是不同來源的民族,經過三代一千多年的揉合,在西周初期形成”華夏”國家。西周的崩潰到春秋戰國又是一個融合階段,當時”華夷雜處”的局面,隨著城邦國家領土的擴展,逐漸被融入幾個大國,最後形成秦漢帝國的統一,中華民族也因而產生另一個自我標誌的名稱-”漢人”。漢末開始的人口移動,又帶來新一波的融合,南北文化與胡漢因素交融,到隋唐帝國再度形成為”新漢族”。

這個”新漢族”,在種族上,融合了胡、漢血統,兼有漢人的文質篤實與胡人的豁達勁悍,且更富於創造力。在文化上,則承續儒、佛容和的方展,並擴大與西方文化的交流,形成全面開放的文化型態。至於典章制度上,則兼採前代南北之長,讓永嘉之亂三百年後,充分再度發揮統一大帝國的各項機能。

而安史之亂到宋帝國這段期間接連的外患,導致民族意識抬頭。儒學復興刑成的理學思想強調夷夏之防,加強了知識階層的文化本位主義。而科舉制度的僵化,導致讀書人為了政治出路,在”異族”統治的時代選擇成歸附的”貳臣”。其餘則堅守民族本位,成為守節的”遺民”。

而異族南下征服之時,對中國造成極大的破壞,士人深有”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的感慨。文天祥以”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做為己身責任的了結。謝枋得在殉國前謂”讀四書者有愧矣!”。兩者也代表著第一次華夷變態,中國文人的民族大義。

另一方面,契丹、女真、蒙古占領中國領土時,也不再礙於現實因素主動漢化。而是以二元的基礎上,用本法治理北方遊牧民族,用漢法治理漢人。彼此民族意識分明,不再有合為一民族之勢。蒙古支配中國時期更因領土範圍,把種族制度擴大為四個等級。中華民族以前宋領土為界,分為漢人與南人。地位之低下,直到紅巾起義,朱元璋以民族大義及傳統文化為號召,驅逐蒙古人,重新恢復中華衣冠為止。

明末,滿州以漢奸倒戈及中國因為流寇爆發內戰等有利因素,征服了中國,是為第二次華夷變態。此時中華士人拼死的抵抗,造就了多場屠殺事件,如揚州十日。在亡國後大批的士人選擇做了遺民或是流亡海外,明末五大家中顧炎武、黃宗羲與王夫之三人當了遺民,方以智選擇殉國,朱舜水到了日本。而臨近國家如朝鮮、日本皆認為中華滅亡,紛紛以中華自居。

整體上滿清以旗、漢分立的民族政策為綱。在政治上,中央採滿漢並置,滿州籍事權較重;地方則採省道府縣四級制度,以層層節制。軍事上,則在中國各要地設立滿城讓八旗駐軍,以達快速鎮壓之效。衣冠上,被迫執行”留髮不留頭”的剃髮易服政策。文化上,則強調三綱五常的思想,任何涉及華夷之防、不利清室、有礙君臣名分的論述,動輒禁止、銷毀、刪改。刑戮株連的文字大獄,其中戴名世、呂留良、徐述夔等案最為著名。也導致士人不敢議論時政、民生利弊,文化創作力低落,流於瑣碎。

也因為民族政策的高壓,在號稱盛世時期就已有多股起義,而這些起義不同以往都帶有反滿民族成分的色彩,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北教(白蓮教)與南會(天地會)。亡國反滿的思維在累積多年後,終於在太平軍起義中徹底爆發。雖然民族起義最後被鎮壓下來,但參與鎮壓的漢人得以掌握地方軍政大權而出任督撫,逐漸架空滿洲人的權力。此舉也導致滿漢勢力再度緊張化。

隨著旅日學生的歸國,因有機會接觸在中國被滿清銷毀有關華夷思想的禁書,而他們多帶有反滿的民族意識。在章太炎等人到提倡下,反滿意識擴散到了全國。革命黨人也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打起了反滿革命。最終在革命軍與北洋軍內外合作下,正式推翻了滿洲政權,恢復了中華。

(辛亥民族革命之後因為涉及到近代政治議題,會牽扯到兩岸意識形態這邊就不多加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