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義兩難存?

正如基督宗教經常面對公義與慈愛、審判與寬恕之矛盾,儒家從一開始就面對仁與義之間的矛盾。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而,若父行不義而犯法,子應否大義滅親?若滅則不仁,若否則不義。

 

先秦儒家曾有幾段文獻討論此問題。第一段為《論語》<子路>: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葉公的想法非常符合當今之法治與平等思想。父犯法,子證之,使之繩之於法,不徇私。這種做法就是正直。可是,孔子竟然贊成徇私枉法,認為兒子為父親「隱藏」才是「正直之舉」。此處的「隱」,有兩種可能的解法。第一,隱暪其罪行。父親犯了事,兒子基於孝道,知其罪惡而主動隱暪其罪惡。這就是說,兒子不僅知情不報,而且協助父親消滅證據。這種行為是今日的法治社會難以接受的。第二,隱藏其人。兒子見父親犯法了,怕父親受罰,就把他整個人隱藏起來,好讓他不會被法律處罰。畏罪潛逃亦是法治社會難以接受的行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之「隱」無論如何解讀,都是荒謬絕倫的。

 

若然我們假設孔孟思想一致的話,「隱」應作「隱藏父親」之意解。《孟子》<盡心上>嘗試調解公共法律與私人親情之間的矛盾: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桃應假設了一個道德兩難處境: 舜為天子,皋陶為執法人員,若舜之父親瞽瞍殺人,舜應如何處置?孟子先答「執之而已矣」;此處被省略的主語應為皋陶而非舜本人,因為皋陶才是負責執行法紀的大臣。皋陶去捉拿皋陶,乃是依法辦事,並無不妥。桃應就問:身為人子的舜應否阻止皋陶呢?孟子就指出,舜即使是天子,也是「有所受之也」,不能禁止皋陶執法。舜所受的,可以是指「天命」,或是人民之期望。天對舜之命令或是人民對舜之期望,乃視舜為禮樂刑政制度下之一個「天子」,而非「瞽瞍之子」。舜作為天子的位份限制了他不能任意妄為。所以,孟子提出的解決方法是:舜若要盡孝道,就要放棄天子之位,使其不受天子位份的約束,可以帶同父親瞽瞍潛逃海外。

 

孟子的思想比孔子來得成熟,可是依然存在很大的爭議。孟子以人的身份和角色去處理私人之親情與公共之義理之間的衝突。有公權力者就得依從制度執法,然而若執行某些命令是與自己的仁(例如孝弟)相違之時,有公權力者應當辭職以實踐個人之道德。這與執法者因法制不公而為公義請辭截然不同;一個警察見香港警察無惡不作而請辭,是基於公共之道德作判斷的,而非基於個人之人倫關係情感而作出判斷的。可是,舜棄天下,只是為了自己的人倫關係情感–––對瞽瞍的孝弟之情。故此,孟子始終相信個人道德高於公共道德。

 

荀子雖然未有直接跟進孔孟的仁義道德兩難討論,但是其高舉公共「道義」的思想,卻似乎對孔孟之說構成衝突。《荀子》<子道>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荀子提出,盲目從君、從父,實為有違大道和大義。荀子提出子三不從的原則:

 

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

 

為了「親安」、「親榮」與「脩飾」而不從命,是為「衷」、「義」和「敬」。我們可以嘗些把荀子這些三不從的原則應用於瞽瞍殺人之事件上。若瞽瞍殺人後叫舜棄天下帶他亡命天涯,而舜認為這種「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而不從,那就是義。從之,將令瞽瞍毀譽,淪為「畏罪潛逃」之鼠輩。然而,如果瞽瞍不發一言,不涉及「從與不從」之爭議,荀子就無法處理這情況了。

 

另一個問題是,「親安」、「親榮」與「脩飾」三者之間或會有內部矛盾。假設瞽瞍殺人後要求舜棄天下與他一同亡命。如果舜不從,把瞽瞍交到皋陶手上的話,那麼瞽瞍就可能會被處死,則「親危」。但如果舜從之,與瞽瞍亡命天涯,則瞽瞍背上「畏罪潛逃」之污名而「親辱」。荀子的討論只是令問題更加複雜。

 

「子為父隱」是高舉人倫關係與個人道德情感的儒家無何避免的道德困局。孔子帶來的問題,孟子處理不了,荀子亦處理不了。應如何為儒家辯護,使之吻合法治思想,實為當今儒者之責,非我聖教教民之本分,故暫此收筆,祈許諸君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