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與憲政

儘管漢邦傳統文化未能自行發展出憲政,如何把儒家思想與西方的憲政思想結合,自十九世紀以來一直是漢邦各國文人所關心的課題。有的人索性放棄了彌補儒家思想與西方憲政之間的差異,把其中一方全盤否定,結果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就出現了反傳統主義與傳統主義之爭:有些人盲目復古,尊孔祟教,抗拒西學;有些人則盲目革新,反儒滅道,消滅漢學。然而,儒家重視德治之政治思想,即使未能自行孕育出憲政思想,亦不代表西方之憲政思想與儒家之德治思想相違。

 

無容置疑,儒家是重德的。孔孟一派將外在之一切政治活動皆歸宿於內在的一個「道德心」裡,而不在外在的客觀制度裡;因此孔孟陸王一派的儒家只關心如何實踐內心的道德,而非如何由外在建立道德規範和法制。這就是所謂的「攝禮歸仁」:外在的禮樂刑政制度,只是為了實蹲個人內心的道德自覺心。可是,長久以來,儒家皆沒有以理性質疑禮樂刑政這套秩序背後的正當性,更沒有質疑禮背後的仁義的正當性。如勞思光所言:

 

「在中國以往的政治生活中,每一個人對已成立的『人際關係』都當成一組事象看。因此,每個人所關心的只是自己在一定地位上對各方之態度是否『如理』,對一切事務之處理是否我當,卻決不關心這一套『關係』本身怎樣『如理』。」

 

在「德治」的思想下,個人道德的實踐必須根據禮制之下的「人際關係」與個人情感之表達。故此德治之下的政治生活充斥著主觀的個人情感與個人關係考量。這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更清楚的說法說是「欲知其然而不欲知其所以然」。;甚至荀子直接認為,就是平民不了解禮義之本原亦沒有所謂。荀子曰:「禮者,眾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荀子》<法行>)即使荀子一派把政治活動歸宿於「外在」的禮樂刑政上,禮樂刑政也只是先王聖人發明出來的「層級關係」,而且在荀子之下禮法不分(禮乃「稱情立文」、表達情感之工具),故此外在的制度依然是個人感情的延伸。

 

在具體的政治生活中,人必須擁有抽離於個人情感與人際關係的能力,以理性和客觀的思維去分析事情,才能夠公正地處理公共事務。所以英美普通法和羅馬法皆無中華法系的所謂「八議」,就算是皇室貴族犯法了,其審訊及刑罰審決君主亦不得干預。獨立的司法機關在審判案件時不能根據個人的感情或人際關係斷案;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要基於捍衛一些基本的人權價值為原則(以保障「個人自由」為核心),去制訂和審議法例,不能混入個人情感的考慮。然而,憲政並非完全容不下德治之思維。短暫抽離於個人情感與人際關係的理性思維並不一定要全盤否定個人情感與人際關係在政治生活上的價值。

 

德治的核心,若以孟子的語言來說,就是實踐內在的仁義禮智四善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此四善端與西方的人權思想並無抵觸,反而有互通之處。「個人自由」是美好的,人皆有之;知道「個人自由」的重要性,就是智的表現。為了保障每一個人的個人自由而對自己的言行有所克制,就是禮的表現。對於那些侵害個人自由的事情感到厭惡和反感,就是義的表現。對於失去個人自由的人表示同情,就是仁的表現。個人的道德情感為捍衛憲法精神背後之人權思想提供原動力;這種原動力,就是一種行善的欲望,以及一種對善的信仰。

 

過去基督宗教一直為西方憲政精神提供道德與信仰基礎。人皆有上帝之形象,故人人生而平等,當受尊重,當受保障;然而世人皆犯了罪,虧欠了上帝的榮耀,故必須以法律約束人的行為,以三權分立約制各權力之運用。基督宗教高舉「自由意志」之思想,乃儒家過去未有提及的概念。立法者、行政者與司法者之道德信仰實為非常重要;如果他們根本不相信個人自由的價值,他們就不會真心捍衛憲制,甚至反過來會利用法律的漏洞去侵犯個人自由。甚至無權無勢的公民,如果根本不重視個人自由,他們就亦很容易被政客利用作為打壓個人自由、侵犯人權之工具。

 

荀子云:「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荀子》<君道>)當權者若無仁義禮智,不敬畏上主,不怕審判,那會真心的奉公守法、愛民如子呢?就算算憲法設計得多麼完美,也要有人捍衛憲法精神才行。憲法精神得不到捍衛,國家就很容易陷入民粹或是威權政治。

 

如尚書所言:「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尚書》<君陳>)理想的當權者,必須有自我約束之意識,有權而不用盡。自我約束就是個人道德之實踐,也就是德治之表現。有權用盡或是依仗法律行惡的「依法治國」思維並非真正的憲政實踐;憲政之意義在乎實踐憲法精神,亦即是保護個人自由,而要實踐憲法精神,在當權者的層面來說,其實是一種道德的實踐:約束自我,不任意妄為。今日西戎叛教,道德信仰敗壞,而東亞漢邦反過來結集了基督宗教與儒家思想兩套重德的信仰,成為支持行憲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利用我等的文化與哲學資源,提倡德治與憲政思想之合一,將為我等東亞漢邦諸國廿一世紀之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