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論》改錯名,應正名為《香港社區論》

《香港文化論》改錯名,應正名為《香港社區論》

 

去年,自稱為本土第一健筆、聖哲的安德烈寫了一本名為《香港文化論》的哲學著作,聲稱要重建香港人之文化認同。然而,我認為這本書根本是改錯名;因為書中所言,實際上與文化的關係不大,而只是在說香港的社區網路如何形成。而這正正是《香港文化論》的嚴重漏洞:把香港文化還原成單純的社區網路,卻未有分析香港文化精神的內容,結果令香港文化變成一個空洞的概念。

 

 

《香港文化論》非常言簡意賅,其理論框架一目了然:首先利用齊克果存在主義強調要個人之存在實況即為存在於一個人倫關係網之中,強調人的社會性,提出社區網絡之概念。然後引入德國語言哲學家洪堡特的「語言決定思想」理論,認為在人與人溝通之中所使用的母語塑造了個人的思想。香港人以粵語為母語,故香港人之思想受制於粵語語法及用詞。最後就強調香港人在既有的社區網絡與語言之下承傳了過去的「理解能力」;安德烈把這種理論改了個簡單的名字,叫作「處境關係」,其內容事實上跟高達美詮釋學一致。高達美認為每個人之思想皆受「傳統」所影響:上一代的思想透過語言、社會處境等因素承傳至當代,而人一生於世上就無可避免受到這些歷史性所影響。不過安德烈似乎刻意簡化自身學說,並未有使用高達美詮釋學的專有名詞。從哲學普及的角度來說,這種寫作手法亦是合理的。

 

 

然而,安德烈的敗筆在於一開始就否定了文化的傳統定義:以文化精神或價值定義文化。長久以來,人例皆以「價值」去定義一個文化的本質。例如華夏文化就是以儒家「仁義禮智」價值為主,釋道為輔的文化系統,日本文化則由儒家、神道與佛教價值所組成。以價值定義文化的缺點在於容易作出武斷的判斷,而且部分當代文化的價值亦不明顯(如美國文化的價值是甚麼?);又或者如果一個文化本身未有形成遠源流長的本土哲學去探討自身追求之最高價值,沒有一套理論去說明其價值系統,那麼這種文化的定義亦變得虛無縹緲(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文化)。

 

尋找價值在方法論上當然是困難,可是「難以找到價值」並非「不以價值定義文化」之理由。今日我們之所以難以從當代文化中找到其價值或精神,正正是由於這些文化的發展歷史短祚,系統薄弱,欠缺對價值之反省,故其文化價值不明顯;但這不代表這些文化裡面沒有自身的價值足以定義文化本身。再說,價值是人為的;假設現在香港文化真是沒有明顯的價值系統,學者大可以創造一個系統出來。例如陳雲講華夏神道,安德烈講華夏基督宗教,就是創造新的文化價值系統。顯然地,安德烈本人意識到香港文化論之缺點,故此在這一年來的文章不斷為建設「華夏基督宗教」價值系統而鋪路,例如撰寫《大香港憲法初稿》主張以聖公宗為國教。但這些工程已經偏離了《香港文化論》本身;因為此書從頭到尾就是不談文化精神,甚至逃避以價值去定義文化,只集中於討論社區網絡之建構。說到底,《香港文化論》根本就是改錯了名字,而自從書本出版以後,安德烈已經偏離了書中本來的理論,另外發展一套新的理論系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