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價值:道德實踐

 

想不到2017年的香港,依然有人懷著文化大革命式的膚淺思想,主張「反儒救港」。我不是儒家,亦曾撰文指出儒家的推愛方式行不通,必須要復興上帝信仰,與基督信仰合一。如儒家足以平天下,則無耶儒會通之必要。惟論學必先明經;不明經義,不閱注疏,即斷言儒家是錯漏百出,這種語調就跟不學無術的紅衛兵無異。要證明一套政治哲學有問題,有兩種方法:第一,在理論系統上指出其內部問題;這很容易,只要你的邏輯能力較好,讀文本又讀得仔細的話,幾乎你可以在所有理論系統中都找到缺陷。第二,在歷史實踐經驗上指出其外部負面影響;這看似容易,實際上卻是困難的,因為現實世界之事件受制於無數的因素,往往不能單以理論因素去解釋一個現實問題的來歷,結果很容易作出武斷的判斷。例如我今天食了熱狗後就肚痾了,這也不足以證明是食熱狗令我肚痾,因為除了熱狗以外今天我可能還吃過別的東西。

 

儒家精神是一種重德精神。詩經有言,「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經・大雅》<四國之什・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經・大雅》<四國之什・文王有聲>)孔子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論語・憲問》)孟子則曰:「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孟子・滕文公下》)理想的當權者,必須有自我約束之意識,有權而不用盡。自我約束就是個人道德之實踐,也就是德治之表現。正因如此,歷代儒者重視的是君臣的個人道德實踐多於客觀制度的建設。如尚書所言:「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尚書》<君陳>)甚至連一向重視外在禮法的荀子, 亦強調禮法必須依附道德實踐才能存在。荀子云:「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荀子》<君道>)故此,

 

然而,儒家成也重德,敗也重德。正正是由於儒家過份重視過人道德之實踐,僅以此角度切入思考政治問題,因此對於權力制衡與公民權利等思想毫無概念,在客觀制度建設上有所缺失。儒家重視個人之道德實踐,故以「德性我」為主體。德性我的主體只是一個個人自我,沒有客體。德性我是求諸己的,向內追求,外在之事物只是作為實現自己內在道德價值之對象,而非價值之來源,因此勞思光稱德性我為將其他事物和人攝於其之下。故德性我眼中無平等之「並立關係」,只有由內到外的「層級關係」。我先把仁實踐在父母、妻子、兄弟姊妹、子女和朋友之上,然後再慢慢實踐在鄰居、皇帝與官吏之上,最後才到陌生人。

 

並立關係不得發展,結果令以儒家為主要治國思想的華夏長期難以建立客觀的法制,直到十九世紀西方民主憲政思想進入東亞漢邦,華夏才開始出現憲政思想。然而,時至今日,西方的憲政精神已經出現了僵化與離地的問題。華夏的禮法一體把個人的生活與主觀的道德情感融入於政治與法律實施之中,然而西方的法制卻建基於抽象的概念和道德價值,例如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而這些價值往往跟公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儒家說孝,在禮法中對於人倫關係有很多著墨,而孝本身就體驗於個人日常生活之家屬關係中,故無離地之問題。可是,由於西方長期世俗化,實行政教分離,令基督宗教失去了教化臣民實踐道德價值的功能,於是憲法背後的道德價值就離人民的生活愈來愈遠。基督宗教教導人人皆有上帝的形象,故人人平等。然而,世俗化以後,人們都不再談「上帝的形象」了,只從公民教育的課本上知道「人人平等」的條文。但是,為甚麼人人平等呢?人人平等與日常生活有何關係?於是平等的價值就漸漸成為離地的「普世價值」了。

 

如舊文〈德治與憲政〉所言,「利用我等的文化與哲學資源,提倡德治與憲政思想之合一,將為我等東亞漢邦諸國廿一世紀之重任。」今有不學無術、目不識丁之賤人,欲於香港假借港獨之名行文革之實,實為本土派之毒瘤,必須及早清除,以正本清源。